（四）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敌意和不满
    雅典普通民众对苏格拉底也是充满敌意和不满的。首先是由苏格拉底宣说“神迹”和神谕“苏格拉底是最智者”而遭到的反感和嫉妒。这里有两个事例。一是苏格拉底和尤苏戴莫斯讨论神，后者说道：“看来神明对你比对别人更为友好，因为他们不待求问就把你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预先告诉你。”（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还有一回，苏格拉底劝一个叫小阿里斯托德谟的青年人要敬神，后者说道：“当他们给我，就像你说他们给你那样，派来一些忠告者，告诉我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时，我就认为他们想到我了。”（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格拉底的“灵异”说很有可能引起了许多人的嫉妒和敌意。而当凯勒丰将从德尔斐女祭司庇提亚处求得的神谕“苏格拉底是最智者”告诉苏格拉底之后，为求得神谕的真实含义，苏格拉底就一个接一个地去考察别人，包括著名政治家、诗人、工匠等。在谈话中，他不断指出别人的错误和矛盾，证明别人是无知的，引起了许多人的厌恶和反感。苏格拉底自己也说，“这种探究使我树了许多最坏、最危险的敌人，并且也造成了人家给我许多诽谤的机会”（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
    另外，阿里斯托芬的《云》一方面证实了人们确实对苏格拉底有着普遍的偏见和敌视，另一方面又助长了这种偏见和敌视。阿里斯多芬在《云》中塑造了一个丑陋可笑的苏格拉底形象，它显然是对真实苏格拉底的歪曲反映，但苏格拉底被选为剧中主角亦非偶然。他特殊的教学方式和生活模式，使其名声远播，既招来了许多仰慕者和追随者，也招致了大量私敌。因此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持有的偏见可能比对其他知识分子（如狄雅戈拉斯或阿那克萨戈拉）要多得多（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而且，苏格拉底富有特点的外貌也适合演员去模仿，较之普罗泰戈拉等人，观众们更容易认出这个特殊人物来（注：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 Ⅷ [M].London:John Murray,1855.562.）。这也许就是苏格拉底被阿里斯托芬和其他喜剧作家选作剧中主角的原因。至于他实际上教授些什么东西，对于观众来说无关紧要。因此，在多数雅典人看来，“苏格拉底”是模仿讽刺苏格拉底的。
    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这些敌意和不满怎么可能与苏格拉底的被控和定罪无关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真正使以安尼都为首的民主派感到害怕的是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这是导致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最重要原因。而由于大赦令的颁布，尤其安尼都本人还声称“要处死第一个违反大赦令的人”（也许正因此安尼都才羞于也不敢以主要控告人的身份出现，而把不知名的迈雷托士推到前面），因此直接控告苏格拉底犯有反民主政治罪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败坏青年”也许是最合适不过的罪名了。宗教方面的“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次重要原因。此外，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和敌意对审判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由是，从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合法的，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合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公正标准的。但若超出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奴隶主民主制社会，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来看，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和定罪显然是不公正的，将其处死更是不公正。
    注释：
    （36）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