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格拉底的“神迹”
    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一项罪名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内容，“不信城邦神”和“另树新神”（注：引进新神在当时的雅典并非罕见之事，如潘神（Pan）、般狄斯（Bendis）等都是从外邦引进的，一般是先通过神谕与本邦的神商量，最终由城邦单独决定。虽然原则上阿提卡领土上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必须获得公民大会的许可，但似乎也有个人自由引进新神的事例。参见Robert Parker[M].Athenian Relig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5.但此处新神应当说仍是指与雅典邦神相类的有形的具体的神，因为引自外邦，而谓之新神，与苏格拉底被控“另树新神”罪之“新神”显然所指不同。），而关键是后者“另树新神”，因为“新神”与“城邦神”显然是对立的，如果“另树新神”罪名成立，“不信城邦神”则是无需辩驳的事实了。苏格拉底恰恰只对前者进行了坚决否认，对于“另树新神”则几无辩词。他说：“……没有人能指出我不向宙斯、赫拉以及他们一类的神献祭而反倒向新神献祭，也没有人能指出我指着什么别的神起誓或提到什么别的神的名字。”（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这并不能说明苏格拉底没有“另树新神”。一般认为，此处“新神”即指苏格拉底的“神迹”（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那么“神迹”又是什么呢？我们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能对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一条罪状是否成立作出判断。
    “神迹”即“灵异”，通过下面两段话也许我们可以对其有所认识。苏格拉底在劝尤苏戴莫斯应奉神时说，“……惟有那位安排和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神（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都在这个宇宙里头），他使宇宙永远保持着完整无损、纯洁无疵、永不衰老、适于为人类服务，宇宙服从着神比思想还快，而且毫无误失。这位神本身是由于他的伟大作为而显示出来的，但他管理宇宙的形象却是我们看不到的。”（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另一次，苏格拉底劝阿里斯托德谟要信神时曾说，神“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本性，能一下看见一切，听到一切，无处不在，并且同时照顾到一切事物”（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171.170.148.）。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的“灵异”是一种抽象、惟一、全能、最高的存在，它迥别于雅典人信奉的有形的具体的神，它与“公共宗教相矛盾，并且使传统的宗教具有一种主观任意的成分”。黑格尔作过如是分析：苏格拉底的“灵异”是“一个转变，采取了作决定的个人的性质，他们（雅典人）认为这个决定是出于个人的偶然性；而他们，由于环境的偶然性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因而也就把决定的偶然性当成一种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求问神谕来进行决定；--他们意识到个别的意志本身是一种偶然的东西。苏格拉底把决定的偶然性转移到自己身上，放在他的灵异上面；--正如希腊人把它放在一般的精灵上面一样，他把它放在他的意识中”（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0.）。对于雅典人而言，他们的传统宗教中没有“divine sign”和“divine voice”，他们信奉的是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没有神的“声音”到达他们，给他们以指示，为何神意偏偏达于苏格拉底？从雅典城邦的传统宗教观念来看，苏格拉底的神的确是一种雅典城从没有过的“新神”。所以，指控苏格拉底犯有“另树新神”罪并非不实之词。
    雅典城邦是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每逢他们要建立一个殖民地，每逢有人提议要实行崇拜外国的神祇，或者每逢一位将军预备临阵决战的时候，他们就请出神谕来商量”；在私事方面，希腊人也同样地“从主观决定的少，而从外界暗示的多。”（注：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1.252.）虽然自希波战争以来，人们对传统宗教的信奉程度在减弱，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城邦宗教又有兴起之势。前427～前424年，雅典人在卫城上为胜利女神雅典娜建立了一座爱奥尼亚风格的神庙。尼西亚还曾为卫城下的狄俄尼索斯建造了神庙，并为之立了一座用金子和象牙做的雕像。前405年，雅典人历数年建成规模宏大、漂亮庄严的埃列克铁乌姆（Erechtheum）神庙。在海外，雅典人于前417年向提洛（Delos）奉献了一座阿波罗神庙（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前403年9月下旬，雅典民主派还曾向雅典娜大献祭品以感谢其拯救了城邦和保护他们返回雅典。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前5世纪末传统宗教在雅典的地位仍是根深蒂固的。处在这样的宗教环境中，持有和传布“异教”观点自然是很危险的，诚如罗伯特所说，“没有一个希腊人会认为，出于对言论自由的尊重，而允许不敬神的观点传布。”（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由此，苏格拉底被控宗教罪是合法的、合理的。
    （三）苏格拉底的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
    让人颇感费解的是苏格拉底被控的第二项罪名“败坏青年”，因为败坏青年似乎更应属于社会道德问题，而不合提到法庭上。那么“败坏青年”是否另有所指呢？这得从考查苏格拉底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入手。
    苏格拉底热爱政治，热爱政治艺术（注：赫尔曼认为，在雅典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很可能主要是一个政治性人物而非哲学家。见Chroust Anton-Hermann.Socrates,Man an Myth:the Two Socratic Apologies of Xenophon [M].London:Routledge & K.Paul,1957.191.）。他曾说：“我认为我是雅典惟一或几乎是惟一尝试真正政治艺术的人，是当前惟一管理城邦事务的人。”（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但既然“神迹”阻止他直接从政，他满心的政治抱负就只有通过发表政治性言论去实现了。他经常严厉批评民主政治及其领导人，包括伯里克利在内，认为前者的最大恶处就在于否定政治需要专门知识。苏格拉底认为，合理的政府应由那些最懂得如何按照有益于人民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的人来控制。只有专业技术优胜者才能担当相应领域的“统治者”角色，就像水手在船上是指挥者，医生在病人家里是权威，教练员在体育学校是指导者一样，人们乐于服从他们，甚至会感谢并酬报他们。反之，没人愿意用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乐师或木匠，用抽签的方式来选举官员就尤为荒谬了（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苏格拉底对当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这些批评意见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鼓励青年蔑视现行法制、纵容他们放肆任性的作用。又由于苏格拉底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生活与谈话具有极端的公开性，因此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其他教师，甚至可以说在青年人中激起了一股反对民主政治的思潮。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后曾说过：“目前我被弹压住，你们还不知道呢。他们年轻，更苛刻，更使你们难堪。你们以为杀人能禁止人指摘你们生平的过失，可想错了”（注：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7～78.），这似乎暗示了受到苏格拉底影响的年青人不是一小撮，而是一群人。海尔美斯渎神案（前415年）中两个主要罪犯阿尔克比阿底斯（Alcibiades）和他的叔叔阿克赛欧库斯（Axiochus）与苏格拉底有过密切关系，他有些学生还成了寡头政治支持者。尽管苏格拉底宣称对此没有任何责任，但这却是他无从回避的事实。
    事实上，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评指摘及其对青年人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包括民主派领导人在内许多人的警觉，他们暗示苏格拉底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前405年，以卡里克利斯（Kallikles）和高尔吉亚的学生波鲁斯（Polus）为代表的许多人都劝告苏格拉底：如果继续这种批驳性言论，他就有被剥夺财产甚至被处死的危险（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柏拉图《高尔吉亚》篇突兀地插入了当政民主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尼都的一段话，他直截了当地对苏格拉底说：“我想你是太喜欢指摘他人了。你若听从我的劝告，我就告诫你要小心：无论在哪个城邦，也许都是害人容易助人难，尤其在雅典；我认为你本人是清楚这一点的。”（注：Plato.Loeb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Ⅱ：Meno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94e.）这显然是出于政治警告的目的。但苏格拉底完全不屑于理会这些警告，继续他一贯的言论和教育活动。这使得民主派愈发视其为心腹大患，而且只有除去了苏格拉底，才能起到警示和震慑追随他的这群青年人的作用。此外，苏格拉底虽曾拒绝服从三十僭主的不法命令，但在恐怖时期他并没有同民主派一起撤离雅典，这也使得他有背叛民主制的嫌疑。因此，在以安尼都为首的民主派看来，苏格拉底的所言所行以及对青年人的影响已严重危害到了民主政治，构成了反民主政治罪。而他们决不会容许重建起来的民主政治“任由这种影响的摆布”（注：John.Burnet.Greek Philosophy:Part I,Thales to Plato [M].London:Macmillan,1928.188.），因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激进的手段并不出人意料。
    苏格拉底似乎深知自己为民主派当权者所忌恨，对可能降临的命运也不是没有预感：“如果我没想到在这个城邦里谁都可能会有不幸降临，那我就真是个傻瓜了。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如果我被告到法庭上处于你所说的那种危险中，……即使我被处死，那也不是什么奇迹。”（注：Plato.Loeb Classical Library·Plato Ⅲ：Gorgias [M].W.R.M.Lam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21D.486B、511A-B、521C.521C-D.）这也许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民主派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苏格拉底事件后，他的不少追随者都避离了雅典，甚至连曾经打算投身到重建的民主政治中去一展宏图的柏拉图也离开了，这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