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江庆柏先生写的《<随轺笔记>（手稿）--一部唯一记录目击巴黎公社起义的中国日记》一文（注：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以下简称江文），受益匪浅。江文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过去未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国人巴黎公社目击记--高从望的《随轺笔记》。无独有偶，同治九年（1870）随崇厚出使法国的张德彝写的《三述奇·随使法国记》，也是一部国人巴黎公社目击记。张德彝（1847-1918）系清代同文馆出身的译员，从1866年开始多次作为随员出国，他根据在国外的见闻写成《航海述奇》多部，其中《三述奇》记录了他第三次出国的见闻。这次他是以使团英语译员的身份随同崇厚出使法国的，在《三述奇》中多次提到崇厚的另一随员高从望的行踪，并介绍高从望时为花翎三品衔，广东候补道，直隶任邱人。《三述奇》及其他几部未刊的《航海述奇》解放后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时，在该社钟叔和先生努力之下，将该书发掘出来，以《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为书名，于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前有钟先生写的长篇评述此书的叙论，强调指出《三述奇》有关内容是国人写的一部巴黎公社目击记。《随使法国记》后来又辑入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
    《随使法国记》的出版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书出版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对巴黎公社的早期报导仅见于外国人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教会新报》和王韬在香港出版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随使法国记》的出版，对中国关于巴黎公社的早期报导这一问题作了新的回答。《随使法国记》出版后，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学界的广泛注视。《瞭望》1982年第2期发表有《一位中国人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光明日报》1982年3月29日发表有《清人张德彝所见的巴黎公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4期发表有《清人张德彝<三述奇>书稿简介》和书稿卷三有关巴黎公社的部分内容，《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发表有《巴黎公社目击记稿本的发现--介绍张德彝的<随>》，到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黎公社与中国》一书有专节评述《随使法国记》有关巴黎公社的记载。
    《随使法国记》内容丰富，记录了张德彝从1871年1月24日到12月10日这一年内在国外的见闻，共十四万字，其中有关巴黎公社的记载有一万多字，分为《凡尔赛战事》和《燹后巴黎记》两卷，涉及到巴黎公社从成立到失败的许多侧面：俾斯麦政府对法不平等的条款，梯也尔要“逐散巴黎各乡民勇”的告示，巴黎人民起义的过程及胜利后的热烈场面，梯也尔政府的疯狂反扑及公社战士的英勇抵抗，公社失败后敌人的疯狂报复与血腥屠杀，被俘公社战士宁死不屈的壮烈场面等等。
    根据《随使法国记》的写作及其问世，江文称高从望的《随轺笔记》是一部“唯一记录巴黎公社的中国日记”，这种说法不能不是一疏误，而钟叔河先生根据他掌握的资料，把张德彝在《随使法国记》中1871年3月18日和年3月19日的日记，称为“独一无二的中国亲历巴黎公社当时的实录”（注：见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这一提法也应加以修订。江文说“崇厚也没有留下巴黎公社起义的文字记录”，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据陈叔平先生考查，清人崇厚有关巴黎公社的日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被发现。（注：见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中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笔者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发表过类似的消息，但笔者对崇厚有关日记的具体内容毫无所知，陈叔平先生也未介绍。笔者敬请学界同仁指明。
    学界对张德彝关于巴黎公社的记载多有评议（详见前列文章）。下面本文集中对高丛望关于巴黎公社的记载与张氏的记载作些比较：与张氏的记载相比，高氏的记载较简略，共31则，约2000字。但高氏记载的内容多为亲眼所见，一月二十九、二月十二、二月十四、二月十五、三月初一、三月初六、三月十五、三月二十、三月二十三、三月二十四、三月二十五、三月二十六、四月初五、四月初十、四月十二、四月十六这16则日记的全部内容或大部分内容是目睹亲见，这便排除了讹传，使记载有较大的真实性。正是由于多系根据亲眼所见，因此一些报导也较具体，如二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和四月初五关于战事的报导都较细致、翔实。看来高氏对战事颇感兴趣，曾几次亲自观战。而张氏的记载，既根据所见，又根据所闻，所见少于所闻，其所闻部分难免有的是讹传。（注：详见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第29-30页。）高氏与张氏相较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高氏的记载多为直描而少有议论，张氏的记载有所不同，他时有夹叙夹议，常表达自己的观感。这很有价值，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张氏对巴黎公社这一场历史事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
    就思想倾向来讲，高张两人都具有封建正统观念，将巴黎公社起义人员称为“乱民”。但两人作为一个异国旁观者，对公社战士并无深仇大恨，因此，其记载都具有一定客观性。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两人对待巴黎公社战士在思想感情方面还是有一定差异。张氏在有关被俘的公社战士遭遇与表现的几则日记中，流露了他本人对被俘战士恻隐之心、佩服之情，张氏写道：“睹之不禁恻然”，被俘战士“气象轩昂”，“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张氏又把公社成员与中国造反的农民等同。张氏这样的思想态度与他多次出国思想比较开明有关，也与他系译员身份，并非官僚有关。相比之下高氏却未留下对公社成员佩服、同情的文字，他甚至直呼公社战士为“匪类”，《中国教会新报》也称之为“贼党”，这很可能与他广东侯补道这一高级官员身份有关。
    就记载的内容来看，还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高氏有的记载，如一月三十日、二月初一、二月初六、二月初八、二月十七、三月初六、三月初八各日关于巴黎公社情况的记载，在张氏同日的日记中却没有，在这几天的日记中，张氏根本没有关于公社的记载。这反映了两人的日记有互补性。另外两人的有关日记多有吻合之处，这证明了所记内容的真实性。
    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和高从望的《随轺笔记》的发现，填补了史料上的空白。两书留下了中国人关于巴黎公社的见闻与观感，其中也提供了一些新鲜的史料，这对于研究中法两国交往的历史和巴黎公社史，都有所帮助。钟叔和江庆柏两位先生发掘、披露之功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