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民族必须在恶劣的大自然中进行生产和军事活动，以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猎物与牧放牲畜，同时必须维护本部落的领地不受其它部落侵犯。因此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够抵御野兽的袭击并获取它，才能够战胜恶劣、严寒的气候的侵袭进行野外放牧的生产活动。青壮年是部落的生产和作战的主要担当者，老年人已丧失了生产与作战的能力，只有靠青壮年人来扶养。因此，契丹民族有“贵壮贱老”的风俗。
    严酷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契丹民族勇敢强悍的性格，在大自然中与猛兽搏斗时，稍一踌躇犹豫，就会怡误战机以至丧失生命。因此，契丹民族把懦弱者和悲哭者视为“不壮”。
    建国后，契丹民族由于受中原儒家学说的影响，其道德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为懂礼义、知廉耻、敬老人、爱儿童、讲信誉的民族。儒学中的三纲五常，成为契丹民族所遵奉的道德准则。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辽朝把三纲五常作为衡量官吏升迁、罢黜、政绩优劣的标准，以及处理皇帝与臣下之间关系的准则。对皇帝忠心耿耿、效忠于皇帝的人得到升迁，而背叛或违背皇帝旨意的人则被惩治与罢免。例如耶律仁先在耶律重元反叛时，他率领卫士平乱，保卫了辽道宗的人身安全，从而避免了一场宫廷内乱。辽道宗亲自作诗文褒奖他，任命他为北枢密使，封宋王（注：《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而在辽太祖时期的诸弟叛乱事件中，“有司上诸帐族与谋逆者三百余人罪状，皆弃市”（注：《辽史》卷1《太祖纪》。）。
    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同时又成为辽朝普通百姓在社会上、家庭中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辽朝提倡儿子孝敬父母，妻子忠于丈夫，奖励民间的孝悌行为。“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注：《辽史》卷10《圣宗纪》。）。在《辽史》中记载了很多契丹族中有孝悌行为的人物。例如：耶律安抟“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注：《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肃乌野“性孝悌，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寻以母老，归养于家。母亡，尤极哀毁”。（注：《辽史》卷32《萧乌野传》。）契丹民族由初期的“贵壮贱老”，到敬老养老，在道德观念上经历了很大的飞跃，发生了质的转变，即由原始、落后的道德观向封建文明的道德观的转变。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成为契丹民族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与道德修养。契丹枢密使耶律宗政，“……乐慕儒宗，诚信佛果。戚里推其孝悌，部下仰其宽仁。”（注：《全辽文》卷7、卷8《耶律宗政墓誌铭》。）。辽朝北院枢密使、于越耶律仁先也是以三纲五常为其立身行事的根本：“王之于国忠也，于家孝也，于民惠也，于官廉也，于人信也，而五德兼备”（注：《全辽文》卷7、卷8《耶律宗政墓誌铭》。）。
    契丹民族在建国后，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受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逐步摈弃了本民族较为原始、落后的道德观念，学习、吸收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观念，在道德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用夏变夷者”（注：《孟子》《藤文公上》。）。从而缩短了各民族间的差距。各民族间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学习与吸收，必然会加快民族大融合的步伐，为以后全国大统一准备了条件。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契丹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所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地方民族政权，因此，在其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与中原王朝及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契丹族在元朝之后，已逐渐融于中华民族的母体之中。而日本学者运用“征服王朝”的理论来说明辽朝的历史，从而得出“契丹国是胡族国家。”“这个国家是在中国史系列外存在的”结论，是完全不符合契丹族历史发展实际的。我们应肃清其影响，还辽朝历史以及北方民族政权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