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少学者肯定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克明认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双方都把争论上升到马列主义的原则高度，最后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2]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11]
    骆晓会认为，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首要因素。认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然在继续发展或加深。如1956年4月至1959年2月中苏除签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外，又签了3个包括苏联提供158个成套设备项目在内的援助中国的协定。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并说，“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看重意识形态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意识更淡漠。”“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系引向绝境。”[12]
    孙泽学、唐年新通过分析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战略思想的对立，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是同盟破裂的催化剂”。尤其是“中苏大论战使两党关系势同水火，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归于瓦解，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而意识形态分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探索，并成为导致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因素。[1]陈冬生通过分析中国“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13]有的则称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没有分析中国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是如何恶化中苏关系的。
    三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与中苏关系的破裂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文章以毛泽东苏联观的变化为线索去剖析问题，以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念上的歧异，论述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15]
    骆晓会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认为肯定领导者个人因素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进程中可起关键作用或决定作用，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而两国领导人的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政治斗争的利益与需要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认为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以反个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此时的毛泽东，一是由于1958年大跃进受挫遭到党内外广泛批评，自感越来越孤立，“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的问题，试图以此重塑自己的权威”；二是毛泽东更为担心和警惕有人在他身后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种背离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的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在国际上，与毛泽东对斯大林个人表示尊敬、对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没有丝毫疑问不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则看不起，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有意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老子党、老大哥的思维定势与优越感则不能忍受。并认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对立并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还与这两位领袖性格的某些异同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16]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