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40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亦不例外。罗珍、朱玉文认为，“‘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17]认为50年代末期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争论，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的指责，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都是在“冷战思维”支配下，苏联领导人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中国虽拒绝了苏联的无理要求，但并未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五中苏关系破裂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无疑，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文章从中苏关系的多种层面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有些作者还提出了“互动”说。曲星认为，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战略、理论与利益三个方面分歧冲突及其互动的结果。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赫鲁晓夫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谋求美苏合作，需要中国加以配合来营造与美国缓和的气氛；但中国要解放台湾，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南沿海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中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对付美国的威胁；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约和华沙条约提供保护。“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升级，并且展开了公开大论战。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仅使它们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最终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对国家关系产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18]
    孙其明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两方面分别著文，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国家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骆晓会也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领导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别著文分析了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10]而若非要从这些因素中找出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领袖个人因素。[16]
    总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我相信，随着有关档案的全面开放、解秘，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将更加深刻和全面。而且，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21世纪中俄友好睦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收稿日期：200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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