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发展--政治乌托邦
    政治乌托邦是指立足于对现实社会进行制度层面改造或重建但又严重脱离现实、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或构想。这样的乌托邦设想在古典末期和希腊化时代初期相继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犬儒派与斯多噶学派的“共和国”，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鸟国”亦可属于此列。
    这股乌托邦思潮的兴起并非偶然。它与城邦制度的衰落与危机密切相关。人们对现行制度失望之余，自然要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制度，出现一些超越现实的不切实际的政治空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以下的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出，是残酷的现实促使这些哲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从而为世人设计了一个个理想的国度。
    （一）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鸟国”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虽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作品，但他的“云中鸟国”的设想开了古希腊政治乌托邦的先河。
    《鸟》上演于公元前414年，此时正是雅典远征军陷于西西里不能自拔之时。作为雅典公民，阿里斯托芬对城邦政治生活的弊端体会尤切，特别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公民失去理智的主战情绪深恶痛绝，这出喜剧就是他这种情绪的反映。
    剧中描写两位雅典老人因不满城中诉讼成风而出走，最后说服鸟类建立一个空中国家的故事。在这个鸟国内，风俗习惯与雅典正好相反，许多在雅典看来大逆不道的事，在这里都无所谓（注：阿里斯托芬：《鸟》（Aristophanes,Bird），752-768，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中译本《古希腊戏剧选》，杨宪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452页。）；鸟国没有诗人、预言家、历数家、讼师等的容身之地。鸟类们的生活幸福美满，它们自豪地唱道：“冬天不用穿毛衣，夏天也不用怕远射的阳光太热；我们在繁花丛树、深山幽谷里自由自在……冬天我们在岩洞里休息，和山里的神女游戏，春天我们就啄吃才开的、雪白的、神女园里的长春花。”（注：阿里斯托芬：《鸟》，第1087-1110页。）鸟国内似乎完美无缺，“有智慧，有热情，有非凡的风雅，和悦的安静”（注：阿里斯托芬：《鸟》，第1312-1322页。）。因此受到人类的向往。据说有一万人仰慕前来。而且，由于鸟国建立于天地之间，切断了人类与诸神的交往，祭品的香味也因此达不到天界，最后诸神只得与鸟国议和，将宙斯的王权交给鸟国之王--两位老人中的一位。
    剧情是荒诞的，场景是虚设的，但反映的希望是真实的，即希望雅典不要成为政客、讼棍聚集之地，而应成为幸福快乐、没有争斗的天上人间，雅典人应像鸟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是当时雅典社会普遍心态的真实反映。此剧上演后受到观众好评并因此获奖。
    （二）柏拉图的《理想国》
    相对于阿里斯托芬，主要生活于战后雅典的柏拉图则对城邦制度的蜕变、政治生活的混乱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他年轻时曾有意参加政治，但严酷的政治现实却使他心灰意冷，感到处处受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政权更替，特别是恩师苏格拉底竟被民主政体诬以渎神罪而处以极刑，给他的刺激太强烈了。面对这种他认为毫无正义可言的政治，他反复思之，最后得出只有哲学家掌权或政治家变成哲学家，才能使人类避免灾祸的结论（注：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译者引言”i-ii，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理想国》就是这一政治思想主导之下的产物，也是柏拉图一系列有关理想政体设计的典型代表。
    在其《理想国》，社会成员被分成三个类型：统治者（治国者），即最完全含义上的“护卫者”；军人或武士（辅助者），即护卫者中的年轻人；工农业生产者。前两种属于统治阶级，负管理保卫国家之责，后一种人负劳作之责，供养前两种人。这两种人的属性是天生的，因为上天在铸造这些人的时候，给有些人身上加了黄金，有些人加了白银，在其余人身上加了铁和铜，于是才会有统治者、辅助者、农民和其他技工之分。但这种区分并非世袭不变，在其后的生息繁衍中，有的铜铁后代会因天赋中有金有银而上升为护卫者或辅助者，有的金银后代则因心灵中流入了一些废铜烂铁而被置于工农之列。
    《理想国》中对第一、二种人的生活做了详细而严格的安排：1.集体生活、共产、公餐、共妻，除了绝对的必需品外，任何人不得有任何财产。女人为全体男子所有，生育的后代集体抚养，提倡优生优育。2.男女平等，女性可与男性一样参与管理，参加战争，履行护卫者的义务。
    这样组织井然、等级严格的城邦当然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最佳的规模是大到还能保持统一。这样的城邦或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哲学家式的国王。
    这样的理想国虽然只是柏拉图的一厢情愿，因为现实中的城邦都已分成了“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而且这两个部分各自内部还分成很多个更小的对立部分。如果你把他们都当作许多个，并且把其中一些个的财富、权力或人口许给另一些个的部分，那你就会永远有许多盟友和不多的敌人”（注：见柏拉图：《理想国》，422E-423A；中译本第137页。）。但与虎谋皮谈何容易，柏拉图曾寄希望于哲学家当政，但真正的哲学家寥若晨星，而且“当前的城邦事务中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健康的，也没有一个可以做正义战士的盟友，援助他们，使他们免于毁灭的。这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全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就对己对人都毫无贡献地早死了。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漠然，只注意自己的事情”（注：见柏拉图：《理想国》，496C-D；中译本第247-248页。）。柏拉图倒未保持漠然，他不仅提出了构想，而且其后两次渡海到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去寻求培养他的哲学王，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最后得出的结论：现行的制度无一适合哲学；理想的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或许它存在于天上。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是柏拉图对自己“理想国”空想性质的定性。
    （三）犬儒派第欧根尼的“共和国”
    第欧根尼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13/404年-前423年间，相当于古典时代的后期与希腊化时代之初。这一时期给希腊人思想上震撼最大的现象莫过于城邦制度的进一步蜕变、衰落，以致名存实亡，最终成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建帝国或王国的附庸。面对这一重大历史变局，有的哲人试图力挽狂澜，对现有的城邦加以改造、重建，使之规范化、理想化，恢复昔日的辉煌。这种人以前述的柏拉图为代表。反之，则有一些哲人对现实社会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以自虐的近乎病态的生活方式，以惊世骇俗的行为言论来表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在否定现实世界的同时，他们也在构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作为犬儒派创始人之一的第欧根尼就曾提出了“共和国”的设想。他的《共和国》（Politeia）是个已佚的对话集，写于何时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写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写于他成为一名犬儒之后（注：详见拙作：《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47页。）。
    关于第欧根尼的《共和国》资料极为有限，但从后人转述的有关内容，大致可勾勒出这个“共和国”的轮廓。其一，他的共和国不是指某个城邦或社会，而是指包括全人类，至少全希腊人在内的希腊人已知的世界。他曾说过：“惟一的真正的共和国是像世界一样宽广。”（注：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传》（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VI.72，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其二，在这个共和国内，女人组成妻子公社，男女相悦才能结合，后代共同抚养。其三，男女同服，女子也应像男子一样集体参加训练（注：兰金：《智者派、苏格拉底派和犬儒派》（H.D.Rankin,Sophists,Socratics and Cynics），新泽西，巴恩斯与诺布尔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273页。）。其四，社会成员之间平等，无出身、名望等之分。其五，这个社会的一切都是智者（注：这里的智者（the wise）不是指早期智者学派的智者（sophist），也不是指后期诡辩派意义上的智者，而是指犬儒派们自己。）的财产，朋友间一切共有，但可能还有私产、有交换，因仍需用货币，尽管不用金属币，而用骨币。其六，这个共和国似乎允许乱伦、同类相残或吃人肉（Cannibalism）（注：卢斯·E.纳维亚：《古典犬儒主义》（Luis E.Navia,Classical Cynicism），康涅狄克，格林伍德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前几点可以理解，最后一点令人费解。其实，妇女为男子共用，似不存在乱伦问题。同类相残或吃人肉可谓惊人之举，似乎在理想的共和国也不应存在。但根据他“一切因素都包含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理论（注：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传》，VI.73.），那吃人肉与吃果实、蔬菜无异，因都包含对方的成分在内，或许这只是第欧根尼的极端主义提法而已。
    由上可知，第欧根尼的共和国确有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如，提倡取消或淡化私有财产，男女平等参加训练，妇女共用，儿童集体抚养。但仍有所不同。首先，第欧根尼的共和国是世界性的，而非城邦式的；其次，社会成员平等，而无等级之分。可见，第欧根尼的空想成分比柏拉图更进了一步。
    （四）斯多噶学派芝诺的“共和国”
    芝诺（公元前335-前263年）原是犬儒派另一主要创始人克拉底（公元前365-前285年）的学生。在他创立新的学派时，思想内已深深打上了犬儒派影响的印记。他的《共和国》就有明显的犬儒派的痕迹。据说，他的《共和国》是在追随克拉底期间写成的，以致有人开玩笑说他的书是在狗尾巴（Cynosura）上写出来的（注：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传》，VII.4及下注。）。近代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此书是在他离开克拉底之后，且受了柏拉图学派的影响才写成的（注：唐纳德·R.达德利：《犬儒主义史》（Donald R.Dudley,A History of Cynicism），芝加哥阿瑞斯出版社1937年版，第98页；安德鲁·厄斯金：《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Andrew Erskine,The Hellenistic Stoa），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不管他受到何种影响，他的《共和国》也是一典型的乌托邦设想。由于全书已佚，只有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芝诺传》中转述了一些相关内容，因此，对他的“共和国”理想的重建肯定是不完善的。
    第一，芝诺的共和国似乎是诸多城邦中的一个。因为他曾提到不能因交换或国外旅行的目的而引入货币，因此也可知国中无货币。
    第二，共和国中不要神庙、法庭、体育馆。
    第三，共和国是个智者社会。男女同服；男女自由选择性伙伴；妇女组成妻子公社；男人对所有孩子都应有父亲般的感情。允许男子同性恋。
    第四，普通教育在共和国中无用（注：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传》，VII.32、33、131、129。）。
    相对于第欧根尼，芝诺的共和国范围缩小了，但共和国内部更为自然化、单纯化。无货币则无交换，无交换则无私产（是否以物易物，不得而知）；男女同服，共妻共夫共子；无需向诸神祈求保佑，也无需体育馆再造身体，无需受一般的教育，一切自然而为，人为的制度管理、道德制约在这个共和国统统不需要。这样的城邦比第欧根尼、柏拉图的设想都更远离实际。后来的斯多亚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城邦”（Cosmopolis）的理想。在这样的国度内，人人皆兄弟。不论奴隶，还是外邦人，都是同一父亲（宙斯、理性）的儿子，人们之间相互友爱、相互宽容，都是同一国家的公民。总之，生活在一个为理性所统治的大同世界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