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归宿--自然乌托邦
    自然乌托邦是希腊古典时代末期与希腊化初期出现的另外一种乌托邦形式。鉴于政治乌托邦在现实中绝然行不通的情况，人们有可能设想一远方之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此外，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使希腊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空前扩大，过去从未耳闻或者有所耳闻但从未涉足的许多遥远的地方现在都向他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阿拉伯半岛都成了希腊人亲历之地。因此，人们有可能根据水手、商人、军人带回来的异域传说来编织自己的乌托邦之梦，自然乌托邦或远地乌托邦设想应运而生。此外，此前柏拉图在其《克里底亚篇》所描述的关于亚特兰蒂斯岛（Atlantis）的传说也对这类乌托邦故事的产生起了启示和推动作用（注：关于此岛的描述详见柏拉图：《克里底亚篇》（Plato,Critias），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一）克拉底的“Pera”岛
    克拉底是著名犬儒，归于他名下的一首名为“Pera”的诗及其它一些残篇反映了他的乌托邦社会理想。
    首先，这个小岛与周边世界隔离，坐落于酒墨色的雾海中。小岛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主要有香草、大蒜、无花果和面包。岛民生活富足而不奢。其次，岛民中没有渔民、寄生虫、贪吃者和好色者。人们和平相处、恬淡寡欲、热爱自由，不会为金钱和荣誉而大动干戈，不会做任何邪欲的奴隶（注：以上关于pera岛的材料引自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传》，VI.85；唐纳德·R.达德利：《犬儒主义史》，第44页；兰金：《智者派、苏格拉底派和犬儒派》第236页所转引的相关片段。）。
    这样的小岛给人以世外桃源之感，自给自足、无欲无争，一派安宁和谐的田园美景。这样的地方自然只能是智者、高尚者的乐园。那些患有“τυφos”（注：“τυφos”的本意是指使人视线或神智模糊不清的气态。后来希波克拉底将此词引用为医学术语 ，指高烧引起的头脑不清，说胡话。最终此词被用来指伤寒病。克拉底以此比喻名利熏 心、不能自拔的世人。）病的名利色欲之徒是绝不能进入这样的一片净土的。
    当然，克拉底的“pera”一词本意是指犬儒身上常有的那种破袋子，此即犬儒的全部所有，克拉底以此为名，也有借喻犬儒人生与社会理想之意。因此，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远地乌托邦。这样的乌托邦在与他同时代的优赫莫鲁斯和亚姆布鲁斯那里得到了尽情的描述。
    （二）优赫莫鲁斯的“圣岛”
    优赫莫鲁斯属于昔列尼学派，他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写过一本《圣史》（Sacred Inscription，或译为Sacred History）。其中描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圣岛。此岛位于阿拉伯福地的最边缘，岛上草木繁盛，鸟语花香，泉水甘甜，果实累累。岛民主要分为三个等级：祭司、农夫和战士，也有工匠和牧人。祭司是国家的实际领导者，重大的犯罪案和国家的重要事务以及产品的分配都由祭司们来负责。但他们不能迈出圣地，否则他人有权将其处死。另外每年还选举三位主要官员处理一般事务（注：详见狄奥多鲁斯：《历史文库》（Diodorus,The Library of History）V.41-46，罗叶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可以看出，优赫莫鲁斯的“圣岛”乌托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远在异域，可望而不可及。其二，岛民有等级之分，有工种、职责之分，权利与义务之分，这使人想起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其三，祭司为最高统治者，这显然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不同。其四，战士要御外来之敌，说明圣岛与外界难以隔绝。
    （三）亚姆布鲁斯的“福岛”
    亚姆布鲁斯也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斯多噶人士，芝诺的信徒，著有《大洋洲》（Oceanica）一书。其中描写了他与一位同伴海上历险，抵达“福岛”（Happy Island）的故事。该岛远离大陆，位于赤道，航行四个月后才到达。岛上气候温和，水果常年可熟，出产应有尽有，但居民生活有节，崇尚简朴，所需食物仅以维持身体需要为限。大家共同劳动，分工合作，定期轮换，岛民的血缘关系和政治组织分为群体生活。每个群体不超过400名亲属。每一群体年龄最长者负领导之责，年满150岁时由第二位年长者接任。岛民无家庭婚姻，共夫共妻共子，即使母亲也不知其子，因哺育子女的奶妈经常更换。岛民之间和平相处，不知争斗。他们一般都很长寿，但活到150岁时即自愿死去。他们崇拜日月星辰，特别崇拜太阳神，因此自称为生活于“太阳岛”的“太阳之子”（注：详见狄奥多鲁斯：《历史文库》Ⅱ。53-60.）。
    这样的“福岛”远离世人，应有尽有，这里的岛民无私无欲无争，无等级贵贱之分，生活恬淡有序，长寿常乐。与优赫莫鲁斯的“圣岛”相比，是更为理想的人类生息之地。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乌托邦思想早已有之，且绵延不断。其间尽管由于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出现过一系列内容及表现形式上的变化，但其脱离现实与现实相对立、相矛盾的空想本质从未改变。透过一幅幅美妙无比的乌托邦图景，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现实的绝望与无奈，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憧憬。
    古风时代的希腊人处于氏族制瓦解、城邦制建立的社会变革期。人们对古老的神话传说、刚刚失去的氏族公社生活仍记忆犹新。面对尊卑易位、贫富对立、弱肉强食的现状，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到了神话世界之中。神话乌托邦随之产生。但时间不能倒流，远古不能再现，“福地”远在天边，遥不可及，这样的乌托邦显然不能满足一般人的现实需要。
    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热衷于城邦政治生活，将其视为个人生命的组成部分。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中间及战后所呈现出的城邦政治混乱不堪的局面，使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人们开始对现实城邦政治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对它的前途产生了迷惘和失望。于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想象着建立一个与雅典城邦截然不同的云中鸟国，哲学家柏拉图则希望建立哲学家为王的国家，而犬儒派第欧根尼以及追随犬儒派的斯多噶派首领芝诺所设想的共和国，不论大小，则都是清一色的智者共和国。如果说柏拉图的等级理想国还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第欧根尼与芝诺的共和国则纯粹是哲人的自我想象，绝无实现或存在的可能。
    既然神话乌托邦虚无缥缈，政治乌托邦犹如空中楼阁，而希腊化时期新的、扩大了的世界又及时地、大大地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引起了他们的无限遐想，自然或远地乌托邦的产生也就成为可能。而在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之下，希腊城邦制名存实亡，人们失去政治与生活保证的严酷现实也促使希腊人产生对新的城邦生活的向往。于是克拉底的“Pera”、优赫莫鲁斯的“圣岛”、亚姆布鲁斯的“福岛”这些海外孤岛式的乌托邦出现了。但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图景在阶级社会的现实中绝对不可能再现。然而这类乌托邦恰恰成了古罗马琉善乌托邦故事的范本，也由此影响了16世纪的莫尔。而莫尔的乌托邦是近代一系列乌托邦作品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发端。由此可见，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永远存在，理想脱离了现实就会变为空想，古希腊的乌托邦思想发展史就给予了我们这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