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解构式阅读（Deconstructive Reading）。解构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运动。它在文学批评以及欧洲大陆哲学的某些分支中比在历史学中更为突出。但历史学家们对它也很感兴趣，他们了解它的目的是想对解构主义及其“诱惑”进行批判。所以他们对它的理解经常是负面的或断章取义的。但考虑到解构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对它的解释和应用的多元性，在对它及其主要实践者进行总结时就很难做到不失偏颇，这一点在我自己的论著中也是难以避免的。
    在解构式阅读中，有一种明显的对概要式方法及简单的语境分析的怀疑。这种阅读方法经常造成对概要式的、以内容为中心的阅读实践的彻底反动。这种反动在激进的解构主义中最为明显。保罗·德曼（Paulde Man）以及效仿他的一群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被称为激进解构主义者。德里达（Derrida）的著作较为复杂， 有时并存着截然相反的倾向，虽然它们也在向激进解构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这种倾向随着保罗·德曼的死以及德里达对他的理论视点和阅读实践的认同而越来越显著了。（ 注：参见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传记》（ Memoires forPaul de Man,New York,1986）。）由于美国的多数解构主义者倾向于将德曼和德里达的著作不加区分地合并为一种解构主义的阅读实践和批评方式，他们两者之间历时性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研究。（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杰弗里·尼伦（Jeffrey T.Nealon ）：《解构主义学科》（The Discipline of Deconstruction），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ublications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07（1992）：1266－79.））
    我所说的激进解构主义指的是一种对意义（meaning ）采取抗拒态度的思潮。它关注文本的内部矛盾和竞争，并因此将所有的阅读变为一种寻找意义的死角（aporia）的过程。由于对意义的抗拒导致将所有文本的意义抽空，最终所有的阅读之路都通向死角。事实上，意义（或所指）被根除或被排斥在外，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能指的迷幻式的游戏上，这是一种随意性的、机械的、无人性的、“自由的”游戏。对历史进程和现象的条件的强调使这些条件取代了历史本身，而导致一种抽象的、元形而上学（meta-metaphysical）的分析模式。
    在保罗·德曼的著作中，有一种明显的解释学和诗学之间的对比或不稳定的二元对立。解释学是对文本意义的探寻，而诗学侧重于物质能指的游戏上。这种游戏既是意义产生的条件又阻止意义以令人满意的，甚至是清晰明白的方式表现出来。（注：见保罗·德曼：《抗拒理论》（Resistance to Theory），第55-56页。）在阅读德曼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死角”究竟是最终的死胡同--包括无休止的宣泄（acting out）（注：宣泄（acting out），心理学术语， 指将压抑在潜意识层面的欲望或冲动浮升到意识的层面，并借着语言行动表现于外的过程。参见《张氏心理学辞典》（台北：东华书局，1995年），第11页。--译者注。）的重复--还是（像德里达所相信的那样）它也帮助促成新的问题和可能性，打开至少是暂时性的消解（working through ）（注： 消解（working through），心理学术语，又称“作业经历法”，指通过面对本来引起冲突的情境（不逃避现实），接受焦虑的历炼，从作业经历中学到如何去面对现实。参见《张氏心理学辞典》，第707 页。--译者注。）问题的途径。
    在德里达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相互关联的过程：解构（deconstruction）和播散（dissemination）， 这两者在德里达的不同著作中占有不同的分量。解构是对文本中那些威胁到作者的公开目的和意图的力量进行分析。最明显的是，作者对一些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依赖（例如内部／外部、同一／差异、男性／女性）以及对整体意义的追求可能受到破坏、削弱和迷失，文本中只剩下一些无意义的零散碎片和混杂的元素。由于二元组合经常是以一种“暴力的”等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解构涉及到这样两个互相关联的运动和阶段：颠倒（将原先处于从属地位的放到优先地位来）和置换（displacement）。后者试图在颠倒后的等级秩序上建立一种新的支配关系。总之，解构并不是简单地排斥意义和所指。德里达的那句名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l n'y a pasde hors-texte）（注：雅克·德里达：《论书写语言学》
    （OfGrammatology,Baltimore,Md.,1976），第158页。）当然是对所有完整的、未经协商的“在场（presence）”的概念的挑战（例如经历、意义或神圣），但它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根除一切意义和所指，而是将它们放在踪迹（trace）的网络或踪迹结构（trace-structure）当中，并使它们在这种“结构”中发挥作用。
    播散式写作（disseminatory writing ）可以和近来文学评论中的另外一种实践相联系（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那就是最早由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提出来的严重误读（strong misreading ）的概念。布鲁姆认为严重误读是诗人同他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父亲式的前辈之间关系的典型形式。对于文学评论来说，误读越严重越好，因为误读可以展示表演性、创造性、独立思考的一面，可以将文本〔现在已经成为它的前文本（pretext）〕中不明显的东西表现出来。 如果被阅读的文本本身也是具有创造性的，那么这种阅读就更有意义了。例如在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S／Z中，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的《萨拉辛》（Sarrasine）被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分解为各个单元， 又重新组合在一起。 播散式的写作和误读有点像爵士乐中的“连复段”（riff），演奏者根据前人的基调或风格即兴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创作越与原作分离就越有价值。
    以上的讨论使我们看到解构及其播散补充（ disseminiatorysupplement）--或者更广义地说，某些后结构主义思潮--同历史阅读和解释之间有着十分暧昧的关系。有人会认为历史阅读应当特别注意其他人的“声音”，并且尽量认真仔细地重构他人的“声音”和立场。这是为什么即便在那些强调阅读和解释的意义的方法中，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也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对语境化的具体形式和局限存在着争议。（注：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我的《反思思想史》，特别是第一章《历史与批评》；以及《再现大屠杀》特别是第一章。）也有人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表现文本或文献的可能性，表现其被压抑和否认的层面，但将这些层面具体化的努力却又总是有问题的。误读越严重越好的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历史学。在历史学当中，要区分最基本的两种研究方向，一是试图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构，包括它在当时以及跨越时代的意义和可能性；另一种是同它进行对话式的交流，试图发现它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潜在意义。问题是解构、播散式写作以及相关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是否消除或瓦解了这两者之间的分别， 它们的“中间语态”（middle voice）（注：古希腊语法中特殊的语态，指既非主动亦非被动的语态。--译者注。）是否不但中和或消除了二元对立，而且也消除了一切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