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伍的文章使人们认识到经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但有三点是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关于创伤的作用。创伤的意义在于它打断了经历，并且不能被溶入经历之中。弗洛伊德（Freud）认为， 创伤并不是即时产生的，它总是在事后由一些其他的“经历”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产生的。从心理分析上讲，创伤在这两段经历中间存在着一个潜伏期。总体来说，创伤与现象学和常识中的经历的模式都不一样，它总是受到压抑或否认以至于必须通过再次经历过去的灾难来得到消解。批评历史学并不压抑或过分减轻创伤，而是试图消解创伤。但唯一“全面”的、看似有研究价值的经历可能恰恰是幻想的，它同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以动作来宣泄（真实的和／或想像的）过去的创伤，其本身就好像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眼前的事实，而不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记忆。我们也应看到创伤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整的意义或思辨性的结论，它其实永远也摆脱不了通过动作宣泄被压抑的创伤的这种作用。
    第二点，历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探讨我们所不曾经历的事件的意义，这些意义是建构在多种记忆的基础上的，包括他人的经历和创伤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把历史简单地建筑在经历的基础上。问题不是要防止将经历简单地等同于意义，而是要使我们和他人能够理解并记住那些远离我们自身及我们群体的经历的事件。理解和记忆是怎样发挥作用的这一点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例如通过对“同情”（empathy）的作用和重要性的研究、 对意义的解释以及对同情和意义的局限性的积极认识。但历史超越（或是缺少）经历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是单纯提供意义或是具有欺骗性的“同感”。
    第三点考虑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历的商品化。这一现象的泛滥给“经历”一词的不加批评的使用打上了问号。我们现在不仅可以买卖物品和服务，甚至也可以买卖经历--例如参观一个印地安人保护区的经历，了解圣菲（注：圣菲（Santa Fe），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译者注。）的经历，在修道院中住一段的经历，上哈佛、耶鲁这样的名牌大学的经历，甚至于在大屠杀博物馆里呆一个下午，体会遇难者们的“经历”的经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出卖这种远离它们“真实”所指的模拟经历。事实上，我们试图通过有意义的经历来逃避这种商品化，但有意义的经历本身又很容易地通过肥皂剧和通俗文学返回到商品的圈子中来。有意义的经历并不能将经历缩减为意义，而是将两者合并在“扬弃”（Aufhebung）中。 这就使我们看到黑格尔也可以被通俗化，被用来填补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鸿沟，被用来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服务。（就像一个后现代的、宣传基督教的T 恤上所写的那样：“他的痛苦，我们的痛苦”。）
    5.对话式阅读（Dialogic Reading）。鉴于我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建立并应用一种对话式的阅读和解释方法，我将在这一节里更多地以我自己的声音来阐述意见。这里要特别提出警告的是，“对话”本身是一个当前很“时髦”的术语，像“经历（experience）”一样，这些词现在已经完全商品化了，如果不是说完全变成陈腔滥调的话。因此，将对话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已变为陈腔滥调的“对话”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对话主义有两层含义，既指相互挑战与竞争的不同意义在语言中的互动作用，又指与之相似的不同社会代理者（social agent）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第一层意义中，它与解构主义的某些形式有着共同的关注点）。根据我的理解，对话式阅读的基础是将以下两者加以区分：（一）对某一研究对象进行正确的重新建构；（二）同那个对象以及其他考察那个对象的方法之间进行交流。这种区分本身说明对话主义的局限使它不能获得补救性或总结性的地位。它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重构）来加以补充，同时它也要被其他它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所质疑（例如权力的分别、创伤的影响或者潜意识的作用等）。
    根据自给自足的研究范型所书写的历史将对历史的正确重构放在优先地位，而将同其他考察者之间的交流放在从属的、辅助的地位（在文本上它们被置于脚注和书目的位置中）。即使有这种交流，也要将它掩盖在重构历史的外表之下，通常是将别人的观点渗透在看来客观、中立的叙述中。
    重构与交流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二元对立或是将两者截然分为不同的行为和领域。同其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决定对过去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并确立当前的语境（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时）。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与对话交流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的关系，因为研究对象本身是通过与过去和现在其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建构起来的。此外，同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也是必须的，特别是一些具有创伤性的研究对象，例如纳粹大屠杀，或是一些不断提出问题并要求读者作出反应的文本，这些文本无法被严格限定在实证分析或语境化的考察方法之内。
    对话式方法必须承认由于研究对象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在研究中“投射”（projection）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这些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为它们同我们所持有的，或我们相信自己所持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信仰迥然不同。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那些发生在和我们相去甚远的文化或时代中的信仰和事件，而且也适用于那些更近一些的、对我们自身的文明所珍视的基本信仰具有颠覆性的现象。在研究纳粹主义阶段的历史时，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一时期的种族灭绝罪行视为德国或西方历史中反常的或边缘性的行为，因为我们不愿承认它其实是“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自身在某种条件下的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一个明显的基本点是，如果某些东西不是已经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的话，它就不会使我们感到那样震惊，不论它是以一种多么潜在的、次要的或被压抑的形式存在着。如果它不是已经存在于我们当中的话，它就不会引起我们的焦虑，而只会使我们感到事不关己的好奇而已。
    对历史的重构与对话交流两者的结合是必要的，因为它既为我们自身对历史的探索的“声音”提供了位置，也同时为其他人的“声音”和境况提供了位置。这种对昨天的探索对于今天和明天也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在阅读一个文本的时候，将对历史的重构与同他者的对话交流结合起来，我们就会想到两个最简单的相关问题：别人是怎样讲的？我--或我们--应当怎样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