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补救式阅读（Redemptive Reading）。解构主义或其播散补充的激进形式，例如保罗·德曼的著作，使读者重复地陷入深渊（abyss ）之中，任何补救的尝试都被坚决加以拒绝。另外一类阅读方法经常与解构主义相反或是作为对解构主义的反动，它在史学研究中更为常见。它对于在解释中以及通过解释对意义进行补救（redemption）采取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细读（close reading ）或对细微差别的关注并非这种方法的擅长之处。事实上，阅读已经变成了解释的一个和谐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当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框架公开鼓励一种思辨的、辩证的对文本的超越时。这种超越又往往与把经历（experience）看作意义的基础的现象学观念相结合。解释很容易与最传统的语境化方法协调一致，因为解释者被认为可以通过过去某一文本或现象在语境中意义的捕捉而了解到文本或经历的完整意义。和解构主义比起来，补救式阅读经常导致对过去的投射式的处理，因为这样所还原的意义一般是我们在今天所渴望的意义，历史人物和事件被用来作为传播当前价值观念的工具。特别是当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借鉴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框架对历史进行思辨的、辩证的考察时，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他们认为一个过去的现象可以被“超越”或“扬弃”，而其损失是极小甚至是可以完全复原的。因此，激进解构主义即使在意义看来十分重要的地方也将意义抽空，而诠释式批评则要通过弥补创伤（trauma）和时间的鸿沟来获得满意的甚至于是完整的意义。
    这种方法的一个比较温和的倡导者要算克利弗德·吉尔兹 （Clifford Geertz）了。 吉尔兹的著作以其深刻的见解和平白的风格而特别具有吸引力。这同解构主义，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的那种难懂的、甚至是“令人头疼的”风格迥然不同。与那些昙花一现、时过境迁就毫无价值的理论文章相比，吉尔兹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写作叙事化的典范。他的文辞优美的关于巴厘岛人斗鸡的记叙已经成为了某种历史研究的经典，而他本人也被一些历史学家奉为天才。
    近年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影响为史学界带来了将历史建构为“有意义的故事”（story of meaning）的新黑格尔主义模式。这种解释学的方法可以和现象学关于经历的思想结合起来，就像早期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那样。 但我认为这种补救式的阅读模式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只是这种研究经常是处在非理论性的、传统的层面。这些研究努力探寻过去经历的意义，并以此来验证当今的愿望和价值观念。在最近的一篇著作里，我对两篇在补救式阅读方面十分重要的、可读性极强的、并且在理论层面极为成熟的著作进行了讨论。它们是卡洛琳·渥克·白纳姆（Caroline WalkerBynum）的《神圣的筵席与神圣的绝食：食物对中世纪妇女的宗教意义》（Holy Feast and Holy Fast: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to Medieval Women ）和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来源：现代身份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 ntity）（注：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再现大屠杀：历史、理论、 创伤》（Ithaca,N.Y.,1994），第178-187页。）泰勒的著作可以看作有关意义的补救、创伤的压抑或边缘化（marginalize ）以及历史损失的还原的例子。他的对纳粹的改良主义的（也许其本意不是修正主义的）刻划（注：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来源》（Cambridge,Mass.,1989），第575页。 ）认为纳粹主义标志着对减轻痛苦的伦理观念的一次不成功的中断--而泰勒认为这种伦理观念在现代自我意识中达到其历史顶峰。
    在这里，我想简略介绍一下约翰·陶伍（John Toew ）的具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语言学转变之后的思想史：意义的自由与经历的不可缩减性》（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陶伍的著作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处于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出现的。多项“语言学转变”已经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有些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著作中借鉴某些当代批评理论，而有些则正在试图了解并回应这些新理论。陶伍的文章很快成为许多历史学家了解--并回应--在史学领域的所谓“语言学转变”的一个途径。此外，陶伍的文章还使《美国历史评论》本身的理论和方法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这种转变至少是对单一的研究模式的必要的、宝贵的补充。
    陶伍的基本观点正如文章的副标题所总结的那样：意义的自由与经历的不可缩减性。根据他的新黑格尔主义观点，文化是使经历具有意义的主要媒介物（或协商者），而语言则是达成这一（补救）目的的主要途径。意义、经历和语言是陶伍理论中的三要素，但是它们的定义、关系和历史比陶伍认为的更为复杂。例如，当代语言学关于意义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源自费尔南多·索绪尔（Ferdinand de Seaussure）。而索绪尔的险隘的语言决定论受到了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及其学派的公开批评。他们反对这种抽象的、非历史性的形式主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历史性的、语境化的语言理论。（注：参见沃洛辛诺夫（V.N.Volosinov ）（按即巴赫金的笔名）：《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New York,1973），特别是第52-63页。）福柯（Foucault）从权力（ power ）和制度（institution）的角度来分析巴赫金对语言应用的理解； 而德里达则阐述了概括性的文本的概念，这种概念并不排斥所指、现实或“经历”，但试图（尽管有时是值得商榷的）从批评的角度分析它们并探讨它们的局限性。
    陶伍的论述中最有问题的一个术语可能就是“经历”了。如果我们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历，即经过的事情，例如大屠杀幸存者或强奸案受害人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仍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我们应弄清这种作用的本质并探讨它的含义。这些经历（例如受害者的经历）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它们可能成为历史知识的第一手资料。但经历本身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一个论点或视角，它不能被用来掩盖别人的声音。而且，经历有许多种，包括阅读和书写文本，后者在某些情况下特别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其他经历或创伤进行研究时，它们可能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