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希腊历史学的批判特征
    对希罗多德来说，记录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不要批判。希罗多德及以后的希腊历史家都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区别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真实性是一切历史判断和解释的基础。要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行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弄清事实，必须进行史料的选择与批判。
    在希腊，历史批判意识和方法起源于对传说的怀疑与反叛。公元前6～5世纪之间的诡辩学家科罗丰的色诺芬尼〔6〕， 就曾对介于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希腊传说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荷马和赫西奥德加在神身上的一切，正是人间认为无耻丑行的东西。”〔7 〕这种怀疑批判态度，为后来的赫卡泰厄斯开辟了思路。在《谱系志》的一开头，赫卡泰厄斯就宣布了他对希腊传说的选择批判立场：“关于希腊人的故事很多，也很荒谬，但我只记述那些我认为是真实的事情”〔8 〕。他不仅明确地指出希腊传说中存在荒谬不实的东西，而且找到了在事实与虚构之间进行选择核实的标准和方法，这就是用其他民族的法律、习俗和传说作为参照，比较异同、确立真实。在《谱系志》、《大地巡行记》中，他运用了对东方土地制度调查成果和其它民族的传说，对希腊的传说进行了比较分析，剔除了那些与东方年代学公认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内容。赫卡泰厄斯的方法，确立了希腊历史批判的一个原则：通过对不同民族传说的比较确立事实。他的方法表明，对历史传说的系统批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赫卡泰厄斯所描述的对象是有限的已知世界的一部分，他可以从已知世界的另一部分找到记录或传说作为比较核实这一部分传说真实与否的参照系。希罗多德则不同，他的兴趣、主旨和视野都远远超过赫卡泰厄斯。他所面对的世界比赫氏更大、更遥远、更偏僻、更不为人所知。他不可能有一套像赫氏那样固定、系统的方法去处理他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也找不到可以对比批判的参照系。因此，希罗多德的方法带有更多的权宜性和偶然性。但是，在不盲从、不轻信、慎重思考、精心选择史料方面，他的批判态度丝毫不比赫氏逊色。他开辟了自己的批判方法，即将亲眼目睹与耳闻之事相区别。在著作中，他不厌其烦地说明传说的来源，传说讲述人的身份，他走访进述人的经过，讲述人在当地的声誉以及他自己对传说可信程度的判断，并且将自己的怀疑态度毫无保留地坦陈出来。他写道：“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都是适用的。”〔9〕在这里，希罗多德保持了一种最大限度的开放态度。 他倾听、选择、记录听到的内容，但同时保留着自己批判的权力。在没有旁证可以参照比较的情况下，他姑且记录下来，但他不轻信，而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提请读者注意，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未尝不是在他那种情况下最可取的态度、最彻底的批判精神。正是有这样一种开放态度，希罗多德才能把对事实的调查和史料的批判结合起来，把批判原则扩及到古代、近代、希腊和外国的所有内容，从而在更大的范围上超越了赫卡泰厄斯的批判方法。
    希腊人的批判意识和批判方法，在修昔底德那里达到了一个高峰。修昔底德赋予了历史“如实直书”的法则。他坚决剔除了历史中的虚构成分，对希罗多德引用传说的方法不以为然。他对第一手材料的追求达到了一种近乎苛刻的程度，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有很少地方运用了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有关波斯人情况的材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各次战役的叙述，全部来自他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自访谈得到的材料。就是这样，他对一些目击者的可信程度还是持怀疑的态度：“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眼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以后，经过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10〕修昔底德因为对事实的严格态度而被后人看作真实性的典范，他的方法也为后世历史学家所继承，成为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学内部考证批判方法的滥觞。
    三、希腊历史学的解释功能
    选择、批判是为了给正确的判断和解释提供一个事实基础，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理解过去发生了的事情，从而使它具有意义。希腊历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寓解释分析于叙述之中。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以后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是叙述性的，但叙述本身就包含了选择和批判。一件事情被选择被叙述，不仅是因为它发生了，而且还因为它能够解释一种现象、指出一种教训或象征一种周期性发生的模式。对希腊历史学家来说，他所叙述的过去事件与将来有着某种联系，如果这些事件不能使读者获得某种教益，那它们就是没有意义的。希腊历史学家在选择自己的主题、记录发生的事件时，都有一种主导思想，都想把自己的认识加之于历史之上，使历史具有意义。因此，每一位希腊历史学家都不仅叙述事件的过程，而且力图在叙述中表明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找出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已经从人性的深度理解社会事件和冲突的根源，把希波战争的爆发归结到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轻信、虚荣、贪婪、狭隘、自私、狂妄、残暴这些丑恶的成分，并且把战争的胜负归之于交战双方政治制度的优劣，而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特征，就是它能够激发人性中勇敢、奋斗、牺牲这些优秀的成分。修昔底德对战争和人类行为的解释又进了一步，他区别出战争的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指出了战争与人类生活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推动雅典和斯巴达走向战争的既不是两大集团的主观意志，也不是科西拉和波提狄亚这些表现事件，而是希腊世界的政治局势和权力结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11〕。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利害冲突，来自人类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渴望，来自对权力所能带给人们的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修昔底德还借伯利克利之口，道出了权力对人类的诱惑和对城邦制度的腐蚀。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已经开始从经济力量、政治制度、城邦风气、公民心理和同盟国人心的向背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来考察战争和人类事件的多重联系了。
    在选择、排列、叙述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的过程中，希腊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认识时序对解释因果的重要性。时间位置的确定，有利于人们理解事件的发生、解释一事件与它事件的联系。在希罗多德那里已经露出了一种记年方法的痕迹，即将波斯发生的事件与希腊历史纪年统一起来的意图。在《历史》第八卷五十一节中，希罗多德写道，在波斯人的年代记录上，波斯军队渡海进入欧罗巴、侵入阿提卡发生在大流士死后的第六年，在雅典这一年由卡里亚戴斯担任执政官。这样，希罗多德就把东方年代学的记录同希腊的各年官纪年法联系起来了。这种将同一事件在双方编年史上加以对照，确立其时间位置的方法，开拓了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事件的内在联系、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解释历史的思路。虽然这种方法还很原始，但它却表明，希腊人已经在寻找排列历史事件的时序、揭示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希腊历史学自它生成的那一天起，就坚定地向着历史的理解与解释的目标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