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历史学获得重大的发展，包括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以新历史考证学而论，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著名大师和其他一批出色学者。人们都承认，乾嘉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新考证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贡献即讲过很有权威性的话，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史学的开山”。（注：《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然而迄今为止，对此却仅只停留在笼统印象的阶段，对于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新考证学的关系这一很有理论价值的研究课题，一直未有作专题探讨者。这显然是一个亟待弥补的缺陷。
    作为乾嘉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对于20世纪考证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单从几位著名的新考证学大师有过的评论，就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他们都把本世纪实证史学与18世纪的杰出学者钱大昕的名字相联系。王国维称誉钱大昕是清朝三百年学术的三位“开创者”之一，他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注：王国维：《观堂遗墨》卷下，《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919年。）既然钱大昕开创的乾嘉学派直接影响了晚清学者，那么钱氏即是二十世纪学术的源头之一。陈寅恪同样推崇钱大昕是清代考证学的杰出代表，他评价陈垣的考证学成就时说：“近20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摆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城人华化考序》。）这段话，明显地指“精思博识”的钱大昕代表了清代考证学的高峰，认为他的学术与新考证学最出色的成就是直接相联系的。陈垣则总结他一生学术思想发展道路为“钱--顾--全--毛”，即以效法钱大昕的严密考证为起点，经由服膺顾炎武提倡经世之学和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最后走上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道路。（注：参见白寿彝：《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上述三位著名史学大师的言论，集中地揭示出钱大昕与20世纪新考证学之间深刻的联系。本文冀图就此作个案分析，以对“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考证学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提出初步的思考。
    一、近世扭转“重经轻史”偏向的一位关键人物
    钱大昕对20世纪历史学的第一个直接影响是，在学术风尚上，他开创了近世以来重组史学的新风气，冲破了长期笼罩士林的“经尊史卑”的旧局面，从此考史、著史成为对士人具有吸引力的事业，终于至20世纪结出了丰富的硕果。
    钱大昕是清代开国以后以治史名家的第一人。清初曾出现了几位杰出的学者，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治学领域宽广，气象宏大。如顾炎武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肇域志》等，在史学上也有其地位，但他最大的志向是“通经以致用”，首先重视的是经学，以提高先秦经学的地位与宋明理学相对抗，故并不以专门治史知名。黄宗羲、王夫之二人虽有史学方面的著作（黄著有学案史，王著有史论），但他们仍以“穷经”作为治学的主要旨趣。黄宗羲的撰述最著者为《易学象数论》、《明夷待访录》、《诗案》等书，王夫之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书，因他四十余年栖伏僻乡，潜心著述，而不为并时学者所知，乾隆中，开四库馆，船山所著诸经稗疏得以著录，其姓名方为世人闻知。
    乾隆时期考证学盛行，首先是由考经开始的，当时士林风气，是“经尊史卑”，史学普遍地不受重视。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论述清代朴学兴起的标志是：“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注：《汉学师承记》卷一。）三惠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其学术之共同特点是“精深于绝学”。周惕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等。士奇则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惠栋治学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无不习，年五十后专治经术，尤精于《易》，著有《周易述》、《易例》、《易汉学》及《古文尚书说》、《九纪古义》。清代朴学以吴门惠氏为大宗，恰恰反映出经学在学术上尊贵的地位。江永是戴震的老师，深于礼学及音韵，又通天文历算，著有《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古韵标准》、《推步法解》等。戴震是清代朴学与吴派并峙的另一派--皖派代表人物，著有《经考》、《仪礼正误》、《声韵考》、《声类表》等，以及天文历算和哲学著作。戴震名震一时，学者咸尊为大师，受业学生有王念孙、引之父子、段玉裁、孔广森等人，也都成为经学、小学的名家。
    吴、皖两派双峰并峙，共同构成了考证学极盛的局面。但在这“极盛”的背后，却掩盖着学术趋向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经学独盛，史学不振。最具典型性的是，惠栋治学，尊信汉人经说，主张“凡古必真”，“惟汉是从”。戴震治学的特点，按江藩所概括的，是“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注：《汉学师承记》卷三。）这些典型性材料指明：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专注于先秦儒家经典的训诂考订，不读汉以后书，成为士林的共同心态。如此风尚，造成了学术的严重偏向，史学成为低一等的学问，对于祖国的历史不作研讨，特别是对汉以后历史闇然无知。陈寅恪有一段评论，也相当中肯地分析了当时学术的偏向：“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馀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快，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注：《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