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广参互证，追根求源。
    善于广搜各种证据，作纪、志、表、传互证，或诸史互证，或引正史之外笔记、小说等史料互证，追根穷源，务使史实真相，昭然若揭，这是钱大昕考史极受本世纪学者所称道的又一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述清代朴学家优良的方法所言：“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注：《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梁启超的概括和评价，正符合钱大昕广参互证、追根穷源的考证特点。兹略举数例：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三年，“省并两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此即为东汉初根据西汉末年“郡大国小”的情况，而对封域甚小的王国进行“省并”即撤销，将其属县归入邻近的郡国。但这段记载所列举的只有九国，与“十三”之数不符。李贤注《后汉纪》，于此即注云：“据此惟有九国，云‘十三’，误也。”至于错在哪里，李贤指不出来。千年之后，至钱大昕才考辨出致错的原因，他指出应改成：“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去掉“三”、“属”，即豁然贯通。钱氏以本纪与《续汉书·郡国志》互证，据《郡国志》，北海国下云，建武十三年省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注：按，其时以高密四县封邓禹，胶东六县封贾复，故不立王国而并属之北海。）据此证明高密与淄川同在省并之内，非以淄川属高密也。《郡国志》另一处又称，世祖省并郡国十。现将高密计入省并之列，正合十国之数。可知是在唐初之前传抄过程中，将十国误衍“三”字，“淄川”下又误衍“属”字。（注：《廿二史考异》卷十《后汉书一》。）钱氏成功地运用他广参互证、缜密分析、追根求源的考证方法，勘破千年之误，使问题真相大白。
    钱大昕又擅长于广泛搜集杂史、笔记、小说之外的材料与正史互证。汉初大封诸侯王，但是诸侯王国之国都在《汉书·地理志》中仅记载了寥寥几处，馀者阙如，读史者也感到茫然。钱氏则据《史记》有关的纪、志、表、传各篇，以及《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相互参证，考得自楚王韩信都下邳，梁王彭越都定陶，济南王都东平陵，济川王都济阳等三十四个诸侯王国都所在地。（注：《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又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与徐庶并从”。裴松之对此注云：“《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单家子。”有的人将“单家”错误地理解为姓单（音善），而全不明白这是反映当时门阀观念已经形成的史料。钱氏连举了裴《注》其他四处称“单家”，及《后汉书·赵壹传》所称“单门”，证明“凡云单家者，犹言寒门，非郡之著姓耳。……流俗读单为善，疑其本姓单，后改为徐，妄之甚矣。”（注：《诸史拾遗》卷一。）
    《辽史·道宗纪》有“寿隆”年号，钱氏据洪遵《泉志》所引《东北诸蕃枢要》、《北辽通书》，又本人家藏碑刻多通，以及《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等书，证明年号应为“寿昌”。最后又用反证法：若道宗用“寿隆”年号，则违反圣宗名讳（耶律隆绪）。辽人谨于避讳，据此也可断为绝对没有的事。又如，钱氏据《金史·郭蝦蟆传》来考证《元史》中记载的错误。《元史·汪世显传》所载称，金之绥德州帅汪世显在蒙古军队进攻之下，不顾邻近郡县望风款附，独自坚守城池，最后才勉强投降，并自诩“臣不敢背主失节”。钱氏据《金史·郭蝦蟆传》与之对照，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迳庭。汪世显身为金朝将领，早已决计向元朝迎降，他遣使约郭蝦蟆，欲并力攻破金城巩昌。此一背金降元计划被郭暇蟆所拒，“世显即攻巩昌，劫取完展（按，驻守巩昌之金将粘割完展），送款于大元。复遣使者二十馀谕蝦蟆以祸福，不从。”以两史互勘，显然《金史·郭蝦蟆传》所载为实。钱氏通过考证明确下了结论：“是世显以偏战戕主帅，背主嗜利，乃小人之尤者。且久通款于蒙古，何待阔端兵至始率众降乎！”又进一步指出《元史》所载的错误，是因为所据家传文饰事实美化传主，“苏天爵《名臣事略》误信其家传书之，明初史臣又承天爵之误，不加订正。”（注：《诸史拾遗》卷五“元史”。）由此而得出对于家传碑志谀美失实，需慎重采择这一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结论。
    第三，义例法--逻辑方法的熟练运用。
    推求义例以决疑难，是乾嘉考证学成熟的标志之一。乾嘉卓越学者重义例是共同的，戴震区分《水经注》经与注混淆问题，即是著名例子。钱氏有“读书当求义例所在”的名言（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四“《说文》连上篆字为句”条。）。他考史自觉地运用义例法，即通过大量个别事例之分析、归纳，得出研究对象之规则；然后以掌握之义例，推而求之，解释史实，考订错误。换言之，义例法即是钱氏对于分析、归纳之逻辑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也表明钱氏考史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相符合，故为近代学者所继承和发展。
    钱氏精通西汉历史地理的考证，即赖于运用“义例法”。他分析、归纳《地理志》，得出三项义例：（一）“《志》所载郡国，以元始二年户口为断。……所载侯国，皆据当时见存者。”由此，说明《志》所载西汉行政区划、建制是前后变动的，并非固定不变。凡武、昭以前所封侯国，而至西汉末国已除者，《志》均不载。（二）钱氏又拿《志》与《王子侯表》、《外戚恩泽侯表》相对照，成帝绥和以后所封（按，共十四侯国），《志》均未载，这证明“《志》中所书侯国，盖终于成帝元延之末”。即，一篇《志》内，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状况并存。故不能认为《志》所反映是整齐划一的。（三）《汉书》以前人物的传，所涉及的地名和区域建制，均据武帝以前之郡县。故同一《汉书》中，《志》与各传所载地名、行政区划并非完全一致，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地理、政区状况，必须具体而论，不能固执一端而认为此是彼非。钱氏为此写了《侯国考》（注：见《廿二史考异》卷九《侯国考》。），表明他以动态观点研究《汉志》，善于总结其“义例”，故对近代治历史地理者以深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