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鹤声教授学术研究的领域很广，除中西交通史外，诸如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文献学、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亚洲史等，都有精深的造诣，并取得了很多成就。
    先生字萼荪，浙江诸暨人，生于1901年5月19日，逝世于1989年4月20日。他在解放前曾长期供职于国立编译馆和国史馆，先生担任常务编审和纂修，并兼任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教授；解放后一直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教书育人，著述不辍。先生一生勤奋，著述甚丰，从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汉隋间之史学》开始，到1989年《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的正式刊印，由他所写的并且出版了的专著不下30部，尚不包括未能出版的专著和已经发表的论文。就这些成就而论，我个人认为先生对于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主要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海外交通史三个分支学科。
    一、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巨匠
    先生从事历史学的研究，是从中国历史文献学开始的。而先生之所以首先专志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又是与其长兄郑鹤春和老师柳诒徵的帮助与指导分不开的。
    郑鹤春长先生10岁，早在先生上小学之时，他就已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文史地部。待先生上中学时，他已经大学毕业，每逢回家探亲，便向先生介绍文史的基本知识，并将其大学讲义留下来供先生学习。待先生考入大学后，他又用自己的薪金为先生购买了数千册书籍，建立起家庭图书房，专供先生放假在家时利用。先生在回忆家庭对他的影响时曾说：“我的父亲、母亲和大哥都希望我做一个读书人，回家之后，所有家庭和社会杂事，都不要我去费心，这也使我养成一种沉静的性情，我一生中潜心研究学问的兴味，就在这样一个优良的家庭环境中养成，在以后的生活途中，我每逢回忆这些往事，都深深地感到一个人有好的父母兄弟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1920年，先生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文史地部。当时，在该部主持史地教学的老师分别是柳诒徵（1880-1956）和竺可桢（1890-1970）。他们为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专门筹办了《史地学报》，选择学生的优秀论文在上面发表。先生在校学习期间，就曾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4篇《地学考察报告》和5篇史学论文，从而树立起学术研究的信心。柳诒徵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详细阅读自己所指定的正史书籍，并写出心得笔记交给他批阅分析，使学生们丝毫不敢马虎。先生正是在师从柳诒徵读书期间，系统地阅读了“二十四史”、“九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等书，为自己研究历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柳诒徵对于版本目录学也极为重视，并要求学生注意对文献和史料进行分类整理，从而培养了先生对于目录文献学的兴趣。先生在东南大学毕业时，曾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撰写成10余万字的论文。柳诒徵老师不仅将这篇论文推荐到《学衡》杂志上分期连载，还推荐到中华书局单独出版。
    1925年，先生于东南大学毕业后，即应聘到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任教。出于教学之需，先生曾就“二十四史”的基本内容分别撰写成讲义，共26册，交云南高等师范学校油印；同时油印为讲义的，还有先生编写的《正史汇目》、《亚洲诸国史汇目》和《中国史学史》。先生编写的这些讲义，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的才华，也得到了商务印书馆何炳松的高度重视。1928年，商务印书馆正式为先生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几年间，先生有《班固年谱》、《袁枢年谱》、《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概要》（与郑鹤春合著）、《司马迁年谱》、《杜佑年谱》等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1932年间）。另有《荀悦年谱》、《刘知几年谱》、《司马光年谱》、《徐光启年谱》等书，虽已在商务印书馆付排，但却不幸毁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火之中。此外，先生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还出版有《四库全书简说》（南京中山书局1933年出版），并有《史学概论》与《史料学》作为讲义，分别在中央大学和山东大学油印。
    在先生的心目中，历史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明确地告诫青年学者，不要怕当“史料派”。只有论据充足，立论才可能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对于学术界某些人随心所欲地摘引一点史料而做长篇大论的学风，或者干脆从概念出发来演绎历史的不良倾向，先生十分不以为然。他向学生指出，搜集资料，贵在于勤，贵在于恒。有些资料即使暂时用不着，也要注意保存和整理。先生一生就曾辛辛苦苦地搜集整理和汇编了很多有用的专题史料，除前述已经出版的《郑和下西洋史料汇编》外，一直未能出版的还有曾费10年之力整理而具有《清会要》雏型的《东华录类编》（1600万字，南京解放时移交给出版总署后下落不明）、80余万字的《黄河志文献编》、近20万字的《历代孔子研究文献目录》、80余万字的《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等。
    那么，如何来掌握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呢？先生特别重视史部目录学的作用。他于1929年从昆明回南京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时，专门为学生开设了“中国史部目录学”的课程。他认为，如果一个学者不从目录学入手，就很难掌握各种历史文献的具体内容及其史料价值。他所撰写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从介绍我国史书的渊源和史部的位置入手，详细地叙述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和史目正录、别录与今录的流别，系统地总结了各种历史文献分类法，并且结合史料学和西方历史文献目录学对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的今后发展进行了阐述。从这部书的内容可见，先生所论述的史部目录学，已超越了清代学者们所介绍的目录学为各种文献篇目及版本的学问范围，而成为揭示历史文献目录的源流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迄今为止，该书还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史部目录学专著。此书曾在50年代和70年代又分别由上海和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再版。
    先生还认为，研究历史并不能仅仅限于历史类文献，还有必要旁涉其它非历史类文献。同时，针对本世纪初学术界中所出现的蔑视民族文化的思潮，先生专门著写了《中国文献学概要》，以期改变当时存在的“号为学人，而叩以本国文献之要略，瞠目而不知所对者”的情况。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还将它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用，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书店为此也曾先后多次重印该书。直至最近，复旦大学和上海书店仍决定将先生所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和《史学概论》，收入到“民国丛书”第二编中，予以再版。屈指数来，先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著作已独领学坛风骚近70年。毫无疑问，先生是本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巨匠。
    正是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先生早在1928年就明确地把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史学的胚胎时期（先秦）、昌盛时期（汉隋阶段）、衰落时期（唐明阶段）、蜕分时期（清代）、新的发展时期（清末民初），从而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他的这一学术体系，对当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