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
    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出版）一书中，曾对当时学术界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表了如下评论：“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演变的原动力；故近世历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
    在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下，所产生的近代史著述很多，如陈怀、高博彦、吴贯因、魏野畴、邢鹏举、罗元鲲、梁园东、沈味之诸先生的著述，各有长处。其最完善的为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民国十八九年，郑先生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中国近世史，曾编有讲义，共二十八章，起自明季，至民国年止。此书即系根据讲义改编而成；全书体大思精，甚为赅备，惜迄今仅出二册。”
    顾颉刚在这里所提到的《中国近世史》，最初是先生给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学生授课的讲义，约80万字。讲义在两校分别铅印和油印后，一时洛阳纸贵，希望得到这部讲义的人很多。但先生却认为自己的这部讲义还只是急就之章，于是又发宏愿向南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苏州、宁波、扬州、武昌等地书肆购买有关史料书籍，用以全面修订这部《中国近世史》。在当时，收藏家们和各图书馆都以搜罗宋元版本为贵，而先生却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不为人们注意和重视的中国近代史料，所以一时所获甚丰，多为罕见的海内孤本和稿本，如曾从清朝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后裔中获得邓与林则徐查办鸦片的有关文件，从其他人手中购得完整的清季以来的《政府官报》、《政府公报》等。当先生费数年之力将那部书稿修订完就时，不料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南京沦陷，修订好的书稿也毁于战火。至1944年，在出版家的一再要求之下，先生只好将那部《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稿交南方印书馆出版。先生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对“上古中世”与“近世”作了明确的区别：“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古中世之区别有三：一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一则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通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一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三者之中，以海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中国近世史之开端，当自新航路之发现始。”由此可见，先生之所讲的中国近世史，实即中国近代史。他之所以将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定在新航路发现后西人东来的16世纪，是他认为自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已使中国开始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自后中西关系的演变、民族思想的发展、近世革命运动的产生，都渊源于这一新的历史进程。在解放前，他曾明确地反对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他说：“我国坊间出版之中国近世史，率以鸦片战争为开始，则为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也。不探其源，则其源不明。”今天看来，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年对于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的这些意见，仍然有着它的理论价值。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完全定于鸦片战争一说，他所坚持的那种学术体系也被打入冷宫。尽管如此，先生还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他不仅参加了建国初期教育部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编定委员会的工作，参加了中国史学会主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编辑工作，并为此而捐献了多种自己所珍藏的海内孤本资料，而且还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并发表了10余篇论文。
    为了有助于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先生在30年代还曾编制一部《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这部《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起自1516年，终于1941年，每年分“阳历”、“阴历”、“星期”、“干支”四项，按日对应，相互查对十分方便。在该书的前面，先生还专门分中国年号、日本年号、朝鲜年号、干支纪年、西历纪元诸项制做了一个《近世中外年号纪元对照表》；书末还附了一个完整的《太平新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也便于人们查对日本、朝鲜、太平天国时期的历日。先生之所以以1516年作为始年来编写此书，则是由于该年有葡萄牙人拉费尔·佩雷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附帆来华，自此以后，“海航大通，欧美文明，骤然东来，国际问题，因之丛生，所有活动，几无不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者。中西史日之对照，较之上古中古，其用更繁。”显然，该书的编写原则是与他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相互一致的。该书的作用，正如中华书局在1980年所写《重印说明》中所言及的：“本书于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内容较为详备，为研究清史及近代史必备的工具书，现已很难买到。兹商得编者郑鹤声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的同意，转由我局出版，以供读者之需。”由此可见，该书今天仍是人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先生还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学术界对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虽然早在1914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就出版了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但由于当时还处在中华民国建立的初期，严格地说，它还不是一部“历史”研究书籍。先生所写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于1943年在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在该书中，先生明确地把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主要线索，并按革命的发展将中华民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辛亥革命推倒满清为第一阶段；2.北伐完成，打倒军阀为第二阶段；3.抗战建国为第三阶段。”由此可见，先生匠心独运，自成机杼，在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上充分地考虑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因素。可以说，先生这部《中华民国建国史》，在40年代初期的中国学术界，还是空谷足音。
    三、郑和研究最有成就的专家
    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势力的增强及其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西方学者开始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最早进行这一研究的有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F.Mayers），他曾利用明朝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材料进行研究，于1875年间在《中国评论》的第3期和第4期上用英文连续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探险》的长篇论文。接着，俄国驻华使馆医师贝勒（E.V.Bretschneider）也在该刊上用英文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和西亚诸国的交往》，再次论及郑和下西洋。此后，英国人菲律普斯（G.philips），荷兰人 施古德（G.Schlegel）、戴文达（J.Duyvendak），法国人沙畹（E
    .Chavannes）、高第（H.Gordier）、伯希和（P.Pelliot），美国人柔克义（W.Rockhill），日本人藤田丰八、山本达郎等也在翻译介绍郑和下西洋资料的同时，对郑和下西洋的具体数次、时间、地点、船舶、航海图等问题也做了考证和研究。而在中国国内，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自本世纪初开始，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把研究的目光投向郑和下西洋，期望通过宣传这一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空前壮举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树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首先揭开国内研究郑和序幕的是梁启超，他于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除对郑和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外，他还就西洋的一些具体地名进行了考证。后来，直到1934年，又有孙伯恒、李长傅、向达、张星烺、许云樵、冯承钧、夏璧等人纷纷从事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纵观这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还都是以现有文献为依据来进行的，重点是对有关文献进行考证和校注，仍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
    1935年，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之年岁》，从而在学术界开始了以文献资料结合碑刻等其它资料进行郑和下西洋研究的新阶段。先生在这里所指的新史料，是他从明朝嘉靖年间钱谷所编的《吴都文粹续集》中，发现了郑和等人于宣德五年第7 次下西洋前夕所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的碑文。根据这块碑文，先生认为《明史》所记的有关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时间有误；他明确地把《明史》中所记载的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出使旧港之行排除在七下西洋之外，并将郑和第2次至第6次下西洋的时间做了具体更正。不久，又从福建长乐传来发现郑和等人曾于宣德六年第7 次下西洋时在当地所立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石碑的消息。先生遂于1936年夏亲往福建长乐，进行实地考察，并于同年11月6 日在《大公报》上发表《访问长乐郑和天妃灵应碑杂记》，说明两碑所记内容的大致相同。于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时间、航行路线和抵达的国家有了较为准确的结论。从此，学术界也受先生发现郑和下西洋新资料情况的鼓舞，出现了广泛调查郑和下西洋新资料的热潮，使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