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本人也在《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碑文的发现过程中,增强了对郑和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并决心继续致力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从此,他开始大规模搜集郑和下西洋资料,上图书馆抄录具体文献,下各地调查文物遗迹,托友人注意有关信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生在1936年春探访南京静海寺时,又从该寺西侧厨房壁间发现一块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残碑。该碑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所乘的船舶分别有二千料海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和八橹船,为它碑以及其它文献所未载。日寇占领南京时,该碑遭毁于战火,幸有先生在当时对碑文及时拓片,从而保存下这一珍贵的石刻材料。 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先生于40年代中后期相继出版了《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初版,台湾胜利出版公司1979年再版)与《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两部专著。《郑和》是一部研究专著,书中对郑和出使经过、目的、海外航行情况、使团成员组织、出使结果、宝船制造等问题考证极详。《郑和遗事汇编》是在《郑和》一书的基础上,并结合新搜集的资料而写的一部专著,书中对郑和的家世、生平、历次出使西洋的情况、有关郑和遗迹与轶闻介绍详尽。这两部专著的出版,是郑和研究学术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正如黄慧珍、薛金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一文中所指出的:“《郑和》、《郑和遗事汇编》是四十年代郑和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二书汇集材料丰富,内容广泛,考证详确,是郑和研究史籍资料、文物遗迹资料的综合,是献给郑和研究者必要的参考书。” 进入80年代时,先生又通过齐鲁书社向学术界推出了他与其哲嗣郑一钧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分上、中(上)、中(下)、下四册,共190余万字。上册出版于1980年,系统介绍了郑和家世、 生平和时代,郑和使团人力和物力,郑和使团的航海技术等有关郑和本人、郑和使团以及郑和下西洋历史背景方面的历史资料,中册两本出版于1983年,系统地介绍了郑和时代海外各国的概况,郑和出使经过,郑和出使对中外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的历史资料;下册出版于1989年,系统介绍了郑和在海内外的遗迹、文献,以及后世评价郑和下西洋方面的历史资料。这部书将各种散见的文献材料和实物史料,分类整理成为一部最系统的郑和下西洋资料工具书,极便于研究者的查阅引用。可以说,这部书是先生50年从事郑和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是他贡献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该书出版后,被人们誉为是一个世纪以来郑和研究资料的“小百科”。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表明,先生是国内外研究郑和最有成就的专家。 先生并不仅仅只是重视史料的学者,他非常注意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性。早在1928年,当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和军民的事件发生后,先生即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对明朝初期倭寇侵扰中国及其中日交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以史学家的卓异眼识,及时向人们提醒中日关系问题;先生又针对英国殖民者侵占中缅边界上的江心坡的事件,先后发表《江心坡与国防》和《江心坡问题》两篇文章,从历史文献角度阐述了江心坡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先生还专门发表过《历史教学与国防教育》的论文,强调历史知识对于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就是被先生“牵挂”50年的郑和研究,他的每一部有关著作的问世也带有经世致用的特点。《郑和》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当时写作和出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激励国民,抗日救亡,以历史上伟人之功业,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从中得到力量。”而《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的问世,又为对外开放时代的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毫无疑问,先生对学术的经世致用性的重视,源自于他的深深的爱国之情。正象他早年在一首诗中所说的:“四壁图书中有我,我以著述献中华。” 1996年4月20日,是先生逝世7周年的忌辰,作为一名弟子,我谨以此文表示对先生的怀念之情和深深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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