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嘉时期，有志于救治这种学术偏向、开始扭转“经尊史卑”局面的学者，是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位考史大家和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三位考史名家中，钱氏虽非年岁最长，却最先究心于史学和最早完成了卷帙浩巨的考史著作。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钱氏即开始编纂自己所撰写的考史札记，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撰成《廿二史考异》。继其后，王鸣盛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撰成《十七史商榷》，赵翼于嘉庆五年（1800）撰成《廿二史札记》。这三部名著都有总结性的特点，纵贯中国历史上下两千年，不仅在研究史籍的版本、文字考订、编撰体例等方面是集大成之作，而且涉及到各个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氏族、民族、社会状况，风俗变迁等广阔领域，提出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发人们的思考。钱氏所撰成的史著，还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中也包含有不少考史成果。由此，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史家首开了近世学术研究的新风气，吸引了此后许多学者继续从事史学的研究。
    我们还应当注意，钱大昕为了纠正经尊史卑的偏向，不仅在著史实践上长期作了卓绝的努力，而且在理论上提出有明确的主张。此点非常重要，说明他对倡导研治历史有自觉的认识。钱大昕为赵翼《廿二史札记》写了序言，通篇议论的重点，即批评当时流行的“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见解。他指出，古代经史不分，中古以后经史分途，但未见有陋史而荣经者。自宋元之后，才有重经轻史的风气，“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呵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者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非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而实非正也。”（注：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校注》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5-886页。）这段重要议论，从学术发展的源流和评价学术的价值标准两方面，严肃批评当时支配士人头脑的思想定式，指出空洞的议论、穿凿的说法，即使依附于经，也毫无价值，而轻视史学的风气是极不正常的，应予扭转。同时，钱大昕对赵翼的史著作了高度评价：“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读之窃吸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正是由于钱、赵、王三人共同究心于史学，所完成的著作以考证精审、见识过人饮誉于士林，这才开始改变了长期的学术偏向，为史学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此项贡献对近世学术史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章学诚与三位考史大家时代相同，他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其实质是要将经书作为史料看待、把“经”置于“史”的范围之内，其议论足与钱氏的见解相应和。此后，龚自珍写了《尊史》、《古史钩沉论》等名文，他进一步批评“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绌”的价值取向，并提出“六经为周史之大宗”、“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史与百官莫不联事”、“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注：均见《龚自珍全集·尊史》。）等一系列新颖的看法。自钱大昕以来批评“经尊史卑”，倡言“六经皆史”、“六经为周史之大宗”，都并非单纯地为了争“经”与“史”地位的高下，而有着深刻得多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观点反映出近代学术的一种重要趋势：把经书和各种学问都置于历史考察眼光之下。至本世纪初王国维出，他在治学方法上继承了乾嘉考史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明确地主张由前清学者“由经治经”，转入“以史治经”。（注：王国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转引自《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239页。）这一主张，明显地继承了自钱大昕以来的进步看法并加以发展，表明20世纪考证学者彻底打破了过去视经书为神圣的旧观念，摆脱了逐字逐句作训诂考订的注经、考经的旧方法；而代之以将古代经典平等地作为史料，从社会历史演进的视角，结合考古学、社会学等成果来作客观的研究，以求说明社会演进之真相的近代方法。这种观念和方法的深刻变化，是推动20世纪历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诚然，促成20世纪实证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还有传统史学蕴积深厚、新史料大量发现、西方史学方法的输入等项，而从风气演变的渊源来说，十八世纪末以钱大昕为代表的学者在史学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努力，则无疑是导致近世学术变迁的重要源头。
    二、为新考证学派打开广大法门
    钱大昕治史具有严谨的态度和严密精审的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相符合，他的丰富考证成果和精良的治史方法，为20世纪考证学的崛起打开广大法门，成为传统学术向史学近代化演进之重要中介。--这是钱大昕被20世纪考证学家视为传统考证学杰出代表人物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考察钱大昕学术对二十世纪历史学产生直接影响更为重要的方面。
    20世纪新考证学发皇的根基，是中国传统考证学业已达到很高的成就，钱大昕则是传统考史方法的集大成者。他远绍宋代学者注重考证的渊源，近承清初顾炎武开创的考证学风。中国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大批典籍经过久远的流传，存在许多记载抵牾、版本歧异以及散佚或作伪等问题，客观上早有加以整理、考订的需要。在宋代，已有一些著名学者重视考证的工作，如司马光专门撰著《通鉴考异》，详载各方面记载的歧异，说明其去取的理由，他如叶适《习学记言》、黄震《黄氏日抄》、王应麟《困学纪闻》、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也都涉及考证史事、文字、版本等项问题。清初顾炎武既提倡学术经世，又提倡考证方法，开创了清朝一代注重考证的学风。他的名著《日知录》中，既有大量考证经书的条目，又有许多涉及官制、科举、国计民生及风俗变迁等历史学的内容。这种学术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至乾嘉时期，因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条件相结合，遂导致考证学的极盛，产生了钱大昕等位考史名家。由于考证学蔚成风气，学者日夕研习、训练有素，加之经常互相探讨、切磋，因而方法的精审超过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