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澳门的国际贸易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邓开颂在《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注：邓开颂《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学术研究》1990年第3期。）和《澳门和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注：邓开颂《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两文中分别叙述了澳门贸易中的掠夺性和野蛮性，指出鸦片走私、华工输出给广东沿海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黄启臣、邓开颂进而在《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注：黄启臣、邓开颂《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和《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注：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两文中指出由于澳门贸易被殖民国家操纵，并进行掠夺性和野蛮性贸易，使中国不能通过澳门的海外贸易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从而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笔者认为澳门的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应该指出在澳门贸易前80年的黄金时间里，对明朝经济发展确有促进作用，况且，那时鸦片走私得到明政府允许，每年输入量也不超过200箱，且大多作为药材用，而那时的苦力贸易影响也较小。但随着澳门贸易地位重要性的下降，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十分猖獗时期，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妨碍作用。
    （五）关于中葡关系发展对澳门的影响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刚起步阶段，研究论述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明至清前期的中葡关系上。如朱亚非在《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之地位》（注：朱亚非《明代中葡关系及澳门之地位》，《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一文中具体论述了明代中葡关系的发展沿革，认为明统治者对葡萄牙采取的是一种既笼络又限制，既与之交往又对其保持戒备的羁縻政策，并进一步指出由于这种政策，使得葡萄牙在中国领土上立住脚跟，随着时间推移，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逐渐架空澳门各种权力，因而从长远来看，明代中葡关系发展于明朝不利。
    对于清初的中葡交往，郑德华的《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1661-1683）》（注：郑德华《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1661-1683）》，《学术研究》1984年第4期。）和韦庆元的《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注：韦庆远《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两文中指出清初统治者认识到王朝刚建立，不便对葡人采取强硬政策，以免在澳葡人同南方反清势力结合，使澳门成为反清势力的根据地。同时又对澳门要求实施全面主权，因而清初统治者“基本上沿袭明代中葡交往的态度，对其采取‘约束’和‘防范’政策”。
    （六）关于澳门早期历史的考古研究问题。有关澳门的早期历史，在中国史籍中载录较少。要全面了解澳门史，特别是澳门的早期历史，这得依赖于考古发现。近年来考古研究进展不小。在《珠海拱北新石器与青铜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注：谭世宝《澳门妈祖阁庙的历史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1996年第9期。）一文中记载在珠海拱北与澳门相接处考古发现：该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石与石网坠等物与香港南丫岛、深湾遗址出土的形制相同，青铜斧和陶器花纹也相同，说明珠江口东西两岸当时存在着联系，同时也说明古代先民开发珠江三角洲的活动领域已扩展到澳门半岛范围。
    澳门何时有定居居民和村落，历史工作者有不同说法。费成康认为远在元末明初望厦、蚝镜一带就有定居居民，而且明政府在平寇之后，对大横琴以外的地区包括蚝镜、望厦等地均允许百姓自由定居。（注：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谭世宝则指出“明初到嘉靖的漫长时期中，在相当于今澳门到珠海的沿海陆地及海岛的广大区域，并未出现合法定居居民和村落”，并认为“在澳门地区最早出现为政府所认可或确立的‘村之年代的范围，其上限不早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下限则不会晚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21]
    妈祖阁是澳门最具权威的香火之地。然而妈祖阁建于何时，由于史藉上没有确切记录，长期以来存有多种说法，较流行的说法有：在海上遇难的闽籍人贾建突然看见神妃女立于山侧，便转危为安（在明万历明），为感谢天妃而建天妃庙。谭世宝通过实地考察，根据“神山第一”亭（殿）后的神龛石壁顶上发现刻有一道文字：“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李凤建”。结合史料考证认为，“李风曾在万历三十三年到过香山主持天妃庙的创建。”[22]
    （七）关于近代人物与澳门的研究。澳门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起过独特作用。近代许多名人的活动与澳门关系密切。林则徐、张之洞、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等一批近代进步人士都曾在澳门留下他们的足迹，从而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大部分论著都集中于孙中山的研究。有陈树荣的《孙中山与澳门》（《广东文史资料》第45辑）和《孙中山与澳门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90,4）。还有康永华、赵文房、张磊主编的《孙中山与澳门》图录（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等。文中指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澳门书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使澳门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起了独特作用。此外，还有陈胜粦的《林则徐捍卫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斗争》（《学术研究》1990,3），吴传清的《张之洞与中葡澳门交涉》（《荆州师专学报》1993,6）邱克的《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广州研究》1987,12）等论著。
    总之，20年来史学界对澳门史研究逐步深入，成果不少。但也应看到，关于澳门史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对有些问题的探讨，观点虽鲜明，但史料支持不够。另外还有一些领域如中葡关系对澳门的影响，文化史，特别是民国时期澳门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未展开研究，有的还没起步。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极具挑战力。随着澳门回归临近，史学界对澳门史重视程度有所加强，还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机构，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1991年把澳门史研究与粤、港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粤、港、澳关系研究这样一个新课题。华南师范大学还专门成立澳门研究中心，对“澳门回归前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问题”这一课题进行专门。这些对于澳门史研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认真研究澳门史，总结四百年来澳门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回归后的澳门发展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