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立传不当。正史立传是有标准的，但不符合标准者亦不鲜见。卷二一《晋书·阮籍传》“景元四年冬卒。嵇、阮殁于魏世，又非佐晋创业。如魏荀彧、宋刘穆之之比，系之晋史，义例安在。景元乃魏元帝曹奂的年号，嵇康亦死景元中，所以阮、嵇当为魏人，何况《三国志》已有传，《晋书》不应立传。又荀彧死于东汉建安十七年，《后汉书》有传，《三国志》不应立传。刘穆之死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是晋人，不当入《宋书》。
    ③记载有误。卷二六《梁书·萧子范传》”其年，葬简皇后，使与张缵俱制哀策文。今以缵传考之，其时缵未能还都，无缘有制文事。“据《梁书·太宗王皇后传》载，简皇后王氏薨于太清三年三月，大宝元年九月，葬于庄陵，诏金紫光禄大夫萧子范为哀策文。而《张缵传》及《萧詧传》皆记张缵于太清二年被萧詧所杀，所以张缵不可能在大宝元年为简皇后撰哀策文。
    ④史料不审或不全。卷二七《南史·简文诸子传》“汝南王大封。魏剋江陵，遇害。……《北史·萧大圜传》云……周保定二年，大封为晋陵县公，是江陵陷后，大封初未遇害。……盖延寿杂采它书传闻异词，彼此多不相照。”《南史》《北史》同出李延寿手，同一人在两史中记载矛盾，当是不详核史料所致。又如卷一一《后汉书·第五伦传》“臣愚不足採。文章未完。”这是第五伦劝成风德的上疏，结尾应该是谦恭而委婉的恳求皇帝予以采纳，不会称“愚不足採”，钱大昕称此疏未完是有道理的。
    ⑤内容重出。卷二○《晋书·五行志上》“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涛水入石头，漂没杀人，大航流败。按，元兴二年之明年，即三年也。庚寅后己丑止一日，盖一事而重出耳。”检《晋书·安帝纪》“（元兴）三年春二月，帝在寻阳。庚寅夜，涛水入石头，漂杀人户。”可证确有其事，故《五行志》记载重出，而且是在如此短的篇幅内，其疏忽程度可见一斑。另外，对有些实际上也是重出的情况，则提出建议，如卷一○《献帝纪》“兴平元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自是岁以下百一十五字，又见《董卓传》当删彼存此。”上述兴平元年事入《董卓传》，此时董卓已死，继述李傕、郭汜事，而李、郭事与此关系不大，此事既入载《献帝纪》，此处可删。
    ⑥因曲笔而不实。卷三五《南史·宋本纪下》“明帝。泰始元年，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按湘东弑君自言，子勋举兵讨之，义也，当时朝野具有公论。明帝谓蔡兴宗曰，诸处未定，殷琰已复同逆。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萧惠开自益州至都。明帝问其故，惠开从容曰，臣唯知逆顺，不识天命。此斯民之直道，百世不可揜者也。《纪》书子勋举兵反，其党皆云同逆。并据《宋书》旧文，事隔数朝，不当犹徇曲笔。”沈约虽为梁人，但曾在宋时为官，撰《宋书》不免有所迴护，为尊者讳。然而，唐李延寿撰《南史》，是重修一部史书，不应照搬原文，更不应有意识地循其曲笔。
    ⑧指出注释之误。前四史有注释，对其中的错误，《考异》多有论及。卷三《史记·河渠书》“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汉志》闾作虑，虑、闾以音同借用。辽东无虑县以医无闾山得名是也。此闾字亦借为忧虑之虑。裴骃解为州闾，非是。”《汉志》颜师古注：“虑，犹恐也。”联系上文“瓠子决兮将奈何”，恐怕都变为黄河比州闾都变为黄河更恰当。
    钱大昕《考异》对二十二史的研究远不止此，为理解史书，对有些内容加以解释，如卷三一《北齐书·袁聿修传》“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乡也。”钱大昕要解释本乡即本地为官，然袁聿修称陈郡人，于是又解释了陈郡即信州及其沿革变化。还为史补阙，卷六《汉书·武帝纪》“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攜、沈黎、文山郡”。钱大昕在案语中指出，《汉书》之纪、志均不言沈黎郡何时省并，而《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记载此郡于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可以此记载补《汉书·武帝纪》之阙。钱大昕对于自己尚难解决的问题，则列出来阙疑，如卷二四《宋书·谢灵运传》“两通沼。字不见字书，访之通人，亦无知者。”希望引起注意得以解决。李慈铭《宋书札记》云：“必非误字。盖当时吾越方言也。”除此之外，还有对历法、地理的翔实考证等等。考异开始作为一种注史的形式，只是罗列异文，发展到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即以考辨的是非曲直以判对史实的取舍，进而成为史书的一种体裁。而钱大昕运用考异这一体裁，既利用改造其罗列异文的基本特点，发现史书在撰述、流传中产生的讹误和疏漏，又一一加以考辨，指出致误的原因。其形式灵活，覆盖面广，便于对史书的全面研究，并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某一专题提供线索。钱大昕发展利用考异，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三
    明代所修《元史》无艺文志，清人多有补撰。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以著录明一代著作为主，兼附辽、金、元三代艺文，其中补元代著述约1800种（包括吴骞《四朝经籍志补》中的元代部分），继而有倪灿、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元代著述约1900种，而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收录的元代著述则有2900种左右。而更引人注意的是，他在典籍分类上所作的改动，既对元代典籍作了客观如实的反映，又表现出钱大昕对典籍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由于《补元史艺文志》是纪元一代著述，又因元代统治时间较短，典籍数量相对较少，所以与乾隆四十六年编竣的封建王朝最后一部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相比，虽然同样分经史子集四部，但子目较少，并多有不同，而且子目不下再设细目。其中最能反映钱大昕目录思想的是对子目的设置。如经部，相同的子目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小学、乐，此外，《四库》有五经总义、四书二目，《补元志》有论语、孟子、经解、译语四目。五经总义中既包括五经著述，又有《十三经解诂》、《七经图》、《九经考异》等典籍，表现出实际收书标准与类目名称不完全一致的状况，给人以分类不严谨的印象。而四书目收有关《论语》、《孟子》的典籍亦有不妥之处。《四书》是宋代朱熹为反映理学思想体系，把他们特别尊崇的《孟子》、《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并列统一作注，后来因得到统治者的认同，有关《四书》的著述日渐增多，这大都是对《四书》整体的论述，与专述《论语》、《孟子》的典籍不同，何况宋代已将《论语》、《孟子》列为十三经之一，它们应与易、书等并列立目。《补元志》设论语、孟子目则给此二类典籍以恰当的位置。《补元志》无四书目，而将有关《四书》的著述和诸经著述一并收入经解目，注意到这一类典籍都具有不限于一经著述的特点，因而以此为收录这类典籍的统一标准。在经部设译语目则是钱大昕的独创，这说明钱大昕对元代典籍有全面的了解，并如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而且能认识到儒家经典译成蒙古语对元代统治者的影响，同时也显示出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类目的开列，实际起到褒扬儒家经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