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人，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杰出的翻译家。1904年留学比利时，1906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1911年大学毕业，受辛亥革命的感召，毅然归国参加革命，先后任湖北都督府秘书、北京新国会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司检事等职，同时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法政大学兼课。1929年以后，因患中风，行动不便，遂居家从事著述。冯氏精英、法、意、比、梵、蒙、拉丁诸种文字，学识渊博，治学勤奋严谨，在蒙元史、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上，著述宏富，贡献卓著。
    一
    对域外史料的翻译和研究是冯氏对元史学所作的一大贡献。
    元帝国的世界性特点决定了元史学的世界性。成吉思汗建国以后的侵略扩张深入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并在西域建立四大汗国。中国的史籍对元初西征和西域汗国史记载贫乏，而波斯史家、阿拉伯史家和欧洲行人对此却有极大的兴趣，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可与中国史籍互补。然而，由于语言的隔阂，中国的元史研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中国本土上徘徊不前。为弥补国内元史学的缺憾，开阔学者的视野，扩大元史学的研究范围，冯承钧克服种种困难，翻译了一系列蒙元史学名著。
    瑞典东方学家多桑（c.d.Olhsson）的七卷本《蒙古史》，是举世公认的蒙古史权威著作。该书史料来源广泛，征引了大量回教史家的撰述，如拉失德丁《史集》、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瓦撒夫书》等等，特详于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活动，足可补证中国史书之缺失。此书于1824-1852年间陆续出版，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一直盛行不衰，可惜东方并无完全译作，仅日人田中萃一郎有前三卷译文。然而田中不明声韵，译名混乱，且有误解法文处，害人不浅。自洪钧始，中国史家也知道了这部巨著，洪、屠诸人也曾靠“舌人”摘译引用过它，还有些史家从霍沃尔特（Howorte）译本转贩至再至三， 故冯氏说：“多桑书同中国学者实在没有发生关系。”（注：冯承钧：《评田中译多桑蒙古史》， 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所以， 冯氏以极大的毅力，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劳动，将此书转为汉文。
    冯氏以为，翻译蒙古史著作，最重要的是译名。七卷本《多桑蒙古史》译名前后不一，检索困难。为此，冯承钧确定了一套统一译名的办法：第一，凡原名之初见者，皆附西文原名于其下；第二，元代史籍所无之人名、地名而有旧译者，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不用今读译古名，也不用古读译今名，如隋唐之范延、《明史》之贴必力思之类是；第三，译书所用标准字，多从《元朝秘史》，兼采《元史》和《亲征录》，但绝不盲从，如《元朝秘史》记杀乃蛮王子屈出律之地为撒里黑昆（S-ariq-qun），证以新发现的蒙文本《元朝秘史》残本，应为撒里黑豁勒（Sari-gol）（注：冯译《多桑蒙古史》译序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类似错误，《元朝秘史》还有不少。 冯氏在引作标准字时，参考了陈垣、伯希和等人的研究成果，再益以自己的考证，译名取得相对统一。对于其它史籍中的同名异译，也在附注中予以注明。
    冯承钧译书既不迷信西书，也不专信中文史料，而是取二者互相比对，考订史实，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一方面，他通过域外史料的翻译和引进来校补中国史书的缺失。如《亲征录》载有木华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儿、弘吉剌、亦乞剌五部及契丹、女真之兵南征中国一事，其中火朱勒部，久不知其对音为何，通过《多桑蒙古史》的翻译，知道其对音为Qosqol,则《亲征录》原译应该是火失火勒，再查对“别列津”本《史集》，此名屡见，意指每十人对中挑选出二人组成的军队，冯氏还考证此字根qos在突厥语中有“双”之意（注：冯译《多桑蒙古史》译序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可见，域外史料往往能提供某些线索和资料，帮助解决一些中国史书中悬而未决的难题。
    另一方面，冯承钧又以中国史籍来校改多桑书的错误，以“钧案”的形式，在附注中加以说明。如多桑书载：1198年，王罕率军进攻蔑儿乞部，杀脱脱之子名贴坤别（Tekoun Bey）者，冯氏检《元秘史》作脱古思别乞，《亲征录》作土居思别吉，而判定多桑书是Togouz-Beki 之误（注：《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二章，43页）。《多桑蒙古史》还引用了一部分中国史籍，从而有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但多桑所本的仅仅是宋君荣（Gaubil）、冯秉正（Mailla）、夏真特（Hyacinthe）等译的《续弘简录》、《续通鉴纲目》、 《元史类编》等书，本身有不少错误，冯氏译书时均取中文原书与多桑书相雠校，订正了不少错误。
    《多桑蒙古史》是我国学者译出的第一部蒙元史专著。冯译本的出版，改变了过去只能靠译人“隔靴搔痒”的局面，开系统翻译和研究域外蒙元史料的先河。冯氏运用他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和深厚的史地涵养，统一译名，作了许多精审的考订，大大提高了《多桑蒙古史》的史料价值。诚如冯氏自序所说：在拉失德丁的《史集》和其它波斯文、阿拉伯文著作未译出以前，多桑书是一部极好的参考书。现在，虽然《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蒙元史名著有了汉文译本，冯译《多桑蒙古史》的价值仍在，它依是中外治元史学者必读的蒙元史专著。
    《多桑蒙古史》译完以后，冯承钧又将法国汉学家布哇（L.Bouvat）著的《帖木儿帝国》译出，作为多桑书的续篇。此书取材较广， 对帖木儿帝国的世系叙述简明，还附带言及中国艺术输入西域事，皆可补正元、明二史之阙。冯氏译书时，用元明旧译统一了译名，参考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改正原书纪年的错误，并征引中西史籍，疏证原书的讹误，还补志了察哈台汗国的沿革，极便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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