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史略》是冯氏从法国汉学家格鲁赛（Rene Grousset ）的巨著《极东史》中节译的蒙古史部分。它在时间上限于成吉思汗至忽必烈五代，空间上并言中国以外诸汗国，尤详于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汗经营西域事，与中国史籍正有互补互校之功。作者广泛采用了诸汉学家的先进成果，正文条贯清楚，便于读者了解蒙古建国大势。附注丰赡，特详于资料来历，极便查阅，因此又是一部很好的资料索引书。冯氏译文晓畅易读，并补正了一部分附注，作了统一译名的工作。 《马可·波罗行记》是参证元史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马可波罗在西域、南海各地的见闻，尤其详细记述了元代大都的繁荣及其它各大城市的经济文化和民情风俗，为中外关系史和蒙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行记》首次向西方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世界的大门，而被人们称为“世界第一奇书”。然而，直到二十世纪初，这部与中国极有关系而又与中国人隔膜长达六百多年的“奇书”才为国人所知晓。1913年，北京正蒙书局出版了魏易、林纾合译的第一个汉译本，名为《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其书“自谓择精去冗，为其笺注之语，多浅俚可笑”（注：张星琅译《马哥孛罗游记导言-柳诒徵序》中国地学馆 1924年版）。张星琅于1924 年据玉耳－科尔迭合订本译出《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及第一卷，虽说比较旧译，此本后来居上，但是错误仍然很多，译人补注也多附会牵合。此书在华既无善本完本，冯承钧便决定将它译为汉文。 在译此书时，冯承钧首先对“行记”的版本作了细致的研究。“行记”问世以来，各种抄本、译本不下百种，冯氏把众多版本分成三类：一为原写本，如地学本、颇节（Pauthier）本（简称P氏本）； 二为改订本，如剌木学（Ramusio）本（简称R氏本）；三为合订本，如玉耳（Henry Yule）本之类 （注：冯译《马可波罗行记-译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由于原本所有卷册均出自手抄， 各版本间岐互重出，特别是人名地名戕误脱漏，道里方向众说纷纭。有鉴于此，冯氏以为各版本间互有短长，难于取舍，因此采取了将各种重要版本的写法裒辑校戡，择其立说较优者，而于附注中并存异说的办法，来解决这一棘手的版本问题。 经比对，冯承钧选择了法国沙海昂（A.J.Hcharignon）的新注本为底本。沙氏将诘聱难读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还参考了除别奈代脱（Benedetto）本之外的诸重要版本，故注释丰赡， 使后来的学者检寻便利，又因为他长期住在中国，熟悉中国的典籍与文化，能取汉籍作一些校订，具有他本所没有的优点。在翻译时，冯氏又尽量搜集、参校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诸重要版本，如地学本、P氏本、R氏本、玉耳--科迭本、别奈代脱本等，故在文本校勘上，能辑众本之长而臻于完善。 冯承钧特别注重将译书与考证结合起来，他广泛引证中西史籍，作了许多精审的考证，改正沙注本的许多错讹，削删其中牵合附会的东西。 关于马可·波罗其人及其在汗庭的政治任务，学术界历来争议颇多。如颇节考证马可·波罗与元枢密副使孛罗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出使波斯不回、协助拉失德丁修史的那个孛罗。李季、李思纯等均持此说，张星琅的两个译本也都名为《马哥·孛罗游记》，并作长篇考证认定波罗与孛罗为同一个人，沙海昂因受张氏影响，对此亦深信不疑。冯氏在《行记》译序中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辨。他首先征引《元史》本纪之文考枢密副使孛罗的事迹：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待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 （注：《元史》卷七至卷九）。冯氏指出：“《元史》记载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此孛罗）不得为至元九年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又据程锯夫《雪楼集》、《拂林忠献王碑》及《史集》等史文，考证：至元二十一年偕爱薜奉使至宗王阿留浑所后留波斯不归者应为同一孛罗，而与《行记》作者马可·波罗毫不相关。最后确定：马可·波罗绝不是元枢密副使孛罗 （注：冯译《马可波罗行记-译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从而使这一问题得以澄清，“马可·波罗”一名遂成定案。 由于《行记》成书时的疏误和版本流传中的混乱，书中人名、地名、道里方向错讹间出，名称的考订成为“马可·波罗学”中的重要问题，有时一名考释错误，便有可能累及全局。如第二卷130章“哈寒府城”，沙海昂认为哈寒府不可能是河间府，而考作正定。这一错误的考证影响了由此出发的一系列行程的定位：从将哈寒误考为正定起，沙氏将从此地向南骑行三日所至之强格路（Cinglu）定为襄国，其后对强格里（Cingli）为沧州，中定府（Cundinfu）为兖州， 新州马头（Cinguy-amtu）为东平路。冯承钧通过语言对音的分析、道里方向的考察和历史事迹的考证，纠正沙氏的错误考订：从将哈寒考作河间起，对强格路为景州，强格里为临清，中定府为东平府，新州马头为济宁（注：《马可波罗行记》第131章）。 这种考证将许多中国史书中无从比对的地名一一考清，提高了《行记》的史料价值，冯氏的结论也多为后来的学者所证实。 冯译《马可·波罗记》的出版为我国元史学界引进了一部重要的资料，他为《行记》所作的精审考证推动了“马可·波罗学”的发展，书中所述元代大事、典章制度及各地民情风俗，均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对蒙古史、中外交通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冯氏译文以“直译”为主，语言质朴平实，较好地保留了原书游记的风味，因而深受国人推重。其后，虽有张星琅、李季等的几个译本出版，但诸本中仍以冯译本考订最精，流传最广，至今，冯译本仍然是汉文本中的权威。 《蒙古与教廷》是伯希和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长篇，全书大量引用拉丁文和波斯文史料，参考教会史书和西方学者的论著，对列边阿答、阿思陵、安德龙如美三人的事迹作了详细考证，其中有不少史料属首次面世，对蒙古史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冯氏于1941年译出此书，至1986年方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此外，冯氏还翻译了伯希和等法国汉学家的一批蒙元史学论文，如《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记〉正误》、《寻麻林》、《蒙哥》、《南家》、《评长春真人西游记》、《突厥语与蒙古语中之驿站》、《评王国维遗书》等，均收在他的九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冯氏称这些论文为“碎金断玉”，认为正是这些短篇考证才是汉学家研究的精华。这些短篇译作不拘体例地介绍国外汉学家的优秀成果，往往能解决国内学术界的某些难题，并引进了国外汉学界先进的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给国内学者以方法论的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