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毓黻是20世纪上半叶很有成就的史学家,以精于东北史研究、宋辽金史研究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世所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收入了他的《中国史学史》,这是中国史学史这门专史在开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在40年代至60年代有一定的影响。 金毓黻,原名毓玺,一名玉甫,字谨庵;又字静庵,别号千华山民,室号静晤,辽宁辽阳人。他生于清光绪十三年五月(1887年7月), 卒于1962年8月,终年76岁。其父金德元为乡间塾师,重视教育, 故金毓黻6岁即入乡塾就读。16岁时,因家境所困,辍学。1906年,20 岁时入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堂就读。1908年,考入奉天省立中学堂,1912年中学毕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堂文学门,1916年夏毕业。求学期间,深受启化小学校长白永贞和北京大学教授黄侃影响,前者爱其才而特许其免费就读,后者使其懂得治学。金毓黻后来写道:“余少受知于佩珩先生(白永贞,字佩珩),承其奖饰拔擢,始出泥滓而履坦途。四十年来,得时时温理故书,日与古人晤对,而不致为君子所弃者,师之赐也,如何可忘!”又赋诗追叙受业于黄侃云:“廿七登上庠,人海纷相逐。廿八逢大师,蕲春来黄叔。授我治学法,苍籀许郑优。研史应先三,穷经勿遗六。文章重晋宋,清刚寄缛郁。”这可见他对于师情的诚挚。 北京大学毕业后的20年间(1916-1936年),是金毓黻踏入仕途的时期,先后就职奉天省议会秘书(1916年)、 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1920年)、吉林省财政厅总务科长(1923年)、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处主任秘书(1929年)、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寇逮捕,拘押三月余,后经人斡旋得释,出任伪省图书馆副馆长。1936年,以考察文物为名,假道日本东京,回到上海,继而转赴南京,经蔡元培、傅斯年介绍、推荐,受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议。1937年5月,赴安庆, 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8年春,中央大学迁至安庆,旋回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45年秋,转至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兼任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后改为文科研究所)主任。1944年4月,再回中央大学执教,兼任文学院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回到东北。1947年,任国史馆纂修、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秋,赴北平,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旧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 金毓黻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同时在辅仁大学兼课。195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1962年逝世。 2 金毓黻博极群书,功底深厚,学有渊源,于理学、文学、小学、史学皆有造谐。尝曰:“余之治学途径,大约谓始于理学,继以文学,又继以小学,又继以史学。”自谓1923年以前,治学兴趣主要在理学、文学、小学;1923年以后,兴趣转向史学。其治史,则深受清人之影响,他写道:“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即等于治史。古之经籍,悉为史裁,如欲究明古史,舍群经其莫由。余用其法以治诸史,其途出于考证,一如清代之经生,所获虽鲜,究非甚误。”要之,金毓黻的学术渊源出于理学;而其史学方法,则出于考证。这是他的学术上的特点。 金毓黻之治史学,正值社会动荡、民族危难之机,出于忧乡、爱国之心,故首先研究东北史。他先后编纂了《辽东文献征略》8卷( 1927年出版);《奉天通志》260卷(1937年以前印刷出齐);《辽海丛书》10集,收书87种(1936年印竣出齐);《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2年底完稿)。 1930年以后,金毓黻写出了他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三部著作,即《东北通史》上编、《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上编,初撰于1936年,1941年修订,始上古,迄元末,由东北大学石印出版。这书系统地勾勒出了东北古代历史发展的轮廓,是关于东北史的奠基之作。宋辽金史的研究,是与东北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诚如金毓黻在《东北通史》引言中所说:“东北史不过为国史之一部,欲研史之士集中精力于此,势有不能。第研史之途径不一,全视研史者之兴趣如何。倘富于研究辽金史之兴趣,则对于东北史亦不能不有相当之注意,于是研究辽金史饶有兴趣,而研究东北史亦才有兴起矣。”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经数年之讲授、修改,金毓黻于1944年撰成《宋辽金史》一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史学史》一书,始撰于1938年,1939年定稿,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征引资料较富,编排清楚,叙述严谨,纵控自如”,是作者比较满意的著作。这三部书,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撰述。(注:以上内容,参阅《静晤室日记》前言,以及金景芳所撰《金毓黻传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此外,金毓黻还有著作多种,不一一列举。而他的《静晤室日记》(1993年辽沈书社出版)这部169卷的巨帙,是其自1920年3月6 日至1960年4月30日长达40余年的心血所积累,凡550余万字。它不仅铭刻了作者治学、做人、处世的心迹及其所得,而且也在一定的意义上反映出了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若干侧面和史实,既可作为日记来读,也可视为传记来读,甚至也可视为长编来读。这是作者留给后学的一份极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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