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诘朝入城，访郭任生，以《史学史》稿交之， 托其携往香港。”（均见《静晤室日记》第六册，卷九六--卷一○一）。
    以上所节录的这些文字，可看作是这部《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史。它生动地反映出来这部《中国史学史》的撰写过程，反映出来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的心境和思想的轨迹，反映出来作者在撰述上曾经碰到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对今天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仍有学术上的启发。我以为，这些文字的可贵性，是作者的其他一般性阐述所无法替代的。
    《中国史学史》的撰写，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38年2月至9月，为撰述阶段；1938年12月至1939年9月，为修改订补阶段，首尾约一年半时间。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作者没有说明的，即在撰写过程中，作者有时称本书为《史学史》，有时又称本书为《史学考》，且频频出现这两种名称。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笔误，把“史”写成了“考”，而是作者可能确有这样的想法，即本书最终也可能会取名《中国史学考》。这当然只是推测，但这推测一是以《日记》为依据，二是考虑到作者推重清人考据学成就的缘故。在没有发现作者本人的其他说明之前，姑妄言之，存以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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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一书，在整体内容的安排上受梁启超的启发，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可资参考者甚少。其1938年2月23日日记说是“无可依傍，以意为之”的话，确乎事实。同日日记提到“卫聚贤所撰”外，此时还有一些学人如曹聚仁、卢绍稷、何炳松、罗元鲲、周容、陆懋德、李则刚等，也撰写了与中国史学史有关的论著（注：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虽都不是有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但金毓黻也未曾见到。当时，他所能见到的，主要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日记》作“续编”）中关于中国史学史做法的论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的第三章讲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时，专有一节阐述“史学史的做法”。梁启超认为：“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它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他还提出自己的设想：“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率先提出“史学史”作为一种文化专史必须进行研究以及如何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创见。这是近代意义上中国史家对史学之史的新认识，对史学史学科的创建、发展有重要意义。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上述认识的启发。他在1944年版的《导言》中说：“本编内容略如梁氏所示四目”。他在1957年的修订版《导言》中也说：这书“谨遵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诚如白寿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金毓黻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这书在分期问题上，也大致是按着梁启超所说的办法。梁启超对于分期说得不清楚，金的书在分期的概念上也不显明。梁启超主张史学史要写史官、史家、史学，金的书也就按照这三个部分去写。梁启超推重司马迁和班固，金氏书把司马迁和班固列为专章。梁启超在说史学发展的时候，举出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金的书没有把郑樵看得那么重，但还是把刘知几和章学诚列为专章。从全书的结构上看，金毓黻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做了简单介绍和评论。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我说这话并无意贬低金毓黻所做的工作，他所选的书目和解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把书目写得那么详细，解说得那么有根据，体现了他治学的功力。我们如果对于他的书能够善于利用，对于研究史学史还是有些帮助的。”（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66页。）作为中国史学史这一专史的创始之作，必有一个由晦而显、由略而详、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的发展过程，这是不难理解的。
    此书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排比材料为主。关于这一点，金毓黻在1957年为《中国史学史》所写的“重版说明”作了这样的阐述：“本书创稿于1938年，系大学授课讲义，1944年始在重庆出版。当时著者并未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历史观点，因而缺点甚多。而尤要者，则在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兹以编著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尚需时日，而本书徵引资料较富，可供教学研究参考之用，爰由作者略事修订、删削，权作参考资料而重版，当为读者所谅许。”作者在撰写此书后的二十年，其间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著作，其所感受，自是出于真诚。此书对于史学之时代特征、发展阶段、思想成就等均着墨甚少。然而，自此书修订版面世至今（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我们今天来看待金著《中国史学史》，还是应当肯定它在40-60年代产生的学术影响，肯定它在推动学科创建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此书在结构上，吸收古今史家论述的成果，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虽未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义例的分析和发展的脉络着笔甚少），但草创之功，殊为不易。如果说作者在初版的《导言》中对“编纂要义”还阐说得不很明确的话，那么在修订版的《导言》中作者则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此书的“编纂义旨”：一是讲史官、史家、史籍的产生及官史、私史之区别；二是讲史学之重点在撰史、论史两个方面；三是讲撰史途径中的两个转折，即“于魏晋南北朝启其机缄，于唐宋以后拓其境界”；四是讲史料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今天来看，这几点“义旨”的逻辑联系也还是不很明确，但作者显然已经触及史学的成立、史学的主要内容、史学发展中的变化、史学发展与历史文献之关系等问题。
    其次，此书在初版时，作者在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认识上并不明确，而在修订版的《导言》中，作者就当时的认识作了说明：“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及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 ”。这是修订版《导言》中增加的几句很重要的话。结合此书各章内容来看，第一、第二章，分别讲古代史官、史家与史籍，是第一个时期第三章至第五章讲马、班史学，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私家修史及汉魏以后史官制度，是第二个时期；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分别讲唐宋以后官史、私史、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以及清代史家成就，是第三个时期（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时的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作者在出版修订版时删去。其实这一章对于了解作者当时对史学趋势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分期还比较笼统，而尤其对于分期的依据少有论述；但对于清代以前之史学“由简趋繁”的大势，朦胧分为三期，已见端倪。这也是作者在撰写此书后二十年所提出的新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作者在撰写此书之初，已经有所关注， 并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作者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中国史学可分六期：一为萌芽期，上古讫汉初，史家以孔子及左丘明为史家之冠，而《尚书》、《春秋》及《左氏传》，又史籍之卓出者也；二为成立期，两汉之世属之，史家以司马迁、班固两家为冠，而史籍则《史记》、《汉书》是也；三为发展期，魏晋南北朝私家修史之风极盛而所成之史亦多，《后汉书》有七家，《晋书》有十八家，十六国、南北朝各有专史，而作者非一人，崔鸿又因以成《十六国春秋》，李延寿因以成《南史》、《北史》，胥汲马、班之流而结灿烂之果者也；四为中衰期，而唐讫清中叶，史由官修，定于一尊，私家修史多以肇祸，故史学最不振；五为复兴期，清中叶讫民国初，导源于唐之刘知几、宋之郑樵，而大成于清之章学诚，吾国至是始有成家之史学，而浙东史学之一派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亦足以为章学诚之先河；六为革新期，即现代也，西学东渐，史学亦为所震撼，章太炎先生之论史已异于前人，而梁任公更以革新相号召，近有何炳松亦以新史名家，将来之趋势恐呈中西合流之观，此今昔之不同也。以此六期榷论为史，或有一当，第恐不能发挥要义，以尽诵说之能事耳。”（《静晤室日记》第六册，卷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