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列强入侵，新疆、蒙古地区动荡不安，边疆危急，爱国史家纷纷转向元史研究，一时名家辈出，名著纷呈，如洪钧、屠寄、沈曾植、柯劭忞等人，皆以元史成名，洪钧首先利用域外史料，著成《元史译文证补》，开阔了国人视野，影响了一代学风；屠寄的百卷《蒙兀儿史记》亦为融会中西史料改编元史的名作。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元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者跳出了对旧史改作的圈子，开始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一些大史家掌握了先进的语言工具，在传统史料的诠释和域外史料的利用上比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举其要者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冯承钧等。
    冯承钧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拖着瘫病之躯，坚持进行蒙元史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把我国的蒙元史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他早年游学欧洲，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较早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在巴黎大学时，与法国汉学界交往十分密切，他注意到海外汉学家的成果多能补正我国元史学界的不足，因此，大力向国内翻译和介绍域外元蒙史资料。以翻译《多桑蒙古史》为开端，先后译蒙元史著作百余万言，开创了系统翻译和研究域外史料的先河，改变了洪钧、屠寄以来只能靠“舌人”点滴摘译的局面。冯承钧的翻译往往能针对中国史书的薄弱环节，注重于中外载籍的互相比对，在融会中西进行元史学研究上，树立了优良的典范。他把译书和考证结合起来，其译书之多、考订之精，连林纾、严复亦难望其项背，顾颉刚在《中国文学史》中把冯承钧列为“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译家”。他的高水平的译作，给三、四十年代的元史学界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开拓了我国学人的视野，新资料的介绍、新方法的引进大大推动了我国元史学科的建设。
    冯氏的蒙元史研究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越出了中国本土的圈子，他所作的不再是传统的国别史，而是一种国际史，视野十分宏阔；同时，他又善于深入专题，作了许多精审的考证，宏观的视野与微观的考证相结合，使他的元史改作达到一个超越前人的水平。
    冯承钧在蒙元史上开创的研究领域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他的研究方法指导了新一代元史学家的成长。作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杰出史学家，他的学术成果、学术精神为后来元史学界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