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系统的翻译为冯承钧的蒙元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能站在融汇中西的高度进行元史学研究。
    《成吉思汗传》本为《蒙兀儿史记》之“太祖本纪”和“西域列传”纠谬之作，后因纠不胜纠，遂成专书。比较前人改作的诸本元史，冯著《成吉思汗传》在人名地名的考订和划一方面比旧史大大前进了一步，通观前人改作的元史，冯氏认为只有《蒙兀儿史记》还算强差人意，但屠寄不懂外语，又不通蒙文变化，在使用对音方法考订名称时往往不能正确还原，多有穿凿附会之说（注：《多桑蒙古史》译序一）。冯承钧广泛搜罗中西史籍，综合诸家考释，益以自家研究，每考一名必详尽搜辑各种同名异译，考察其语源及本来涵义，综合汉语古音，确定译名，并以西文注明对音，从而划一译名。冯氏还着意考察各地名的建置沿革和方位四至，并尽可能考出今名今地，对洪、屠诸书中的人名地名误考多所纠正。此书还是一部融中西史料于一炉而成的蒙元史专著。冯承钧多次强调：修元史，必须通晓几种语言；不解外国语言，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注：《成吉思汗传》绪言，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前辈元史学家多不懂外文，即使偶有能引用外文资料者，也只能靠译人摘译，且仅限于某一种文字的史料，如《元史译文证补》之类。冯承钧改作元史，第一次系统地征引了域外诸国史料，除了他翻译的《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一批论著外，还参考了《史集》、《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等书，其搜罗域外史料，可谓详备。在中文史料方面，冯氏主要依据《元史》、《元秘史》、《亲征录》三书，在对中外史料作了综合研讨的基础上，对蒙古族的起源、蒙古地区的部族构成、铁木真家族的传说、铁木真的功业尤其是西征事业作了系统的研究。冯书取材广泛，考证精审，纠正了屠寄等人著作中的不少错误，增补了许多旧史所无的资料，因而备受推崇。
    关于成吉思汗时代的部族研究，中外学者甚少涉足，《元史译文证补》有目无书，《新元史》多抄袭钱大昕的“氏族表”，另无发明。冯承钧在《成吉思汗传》中特辟“当时之诸部落”专章，对蒙初北边部落构成进行了研究，并发表《辽金北边部族考》、《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等论文，来弥补这一研究缺憾。
    冯氏对蒙初北边部落的构成有相当开阔的认识。他看到当时北边部族繁多，在游牧生活中，由于“牧”、“猎”、“战”、“劫”等原因，分合无常，因此，不能用严格的种族概念来划分这些游牧部落的种族。在历史上，纯粹的人种并不存在，多少总有其他血统的人混入，只能大致从语文、风习上去区分人种（注：《成吉思汗传》第一章“当时之诸部落”，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冯承钧通过比对中西载籍，将蒙古建国前的北边部族划分为三种：一为蒙古种的部族，包括尼伦部和都儿鲁斤部；二为东胡（Tongus）种的部族；三为突厥（Turk）种的部族。每一种下又分若干部落，冯氏对每个部落的起源传说、语名对音、势力范围等问题作了考辩。
    蒙古各部落都有关于本族起源的传说，但这些传说同中国古代氏族起源的神话一样，并没有多少历史根据。冯承钧对此却独具慧眼，他搜集考察了有关各族起源的传说，对蒙古早期诸部族的分合生灭进行了研究。例如尼伦部有一个很强大的主儿勤（Jurkin）部，相传其祖先为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按理应都是巴儿合黑的子孙，冯氏考《元秘史》卷四，知巴儿合黑因是长子，在百姓中挑选有胆量有技能有力气能射箭的人作随从，而名之曰“主儿勤”部，后来成吉思汗兴起，灭了此部，并吞了他的百姓。冯氏认为从这类传说中，可看到蒙古地区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演化的史影（注：《成吉思汗传》第一章“当时之诸部落”，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古老的传说，通过冯承钧的研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阻卜”、“阻”是史籍中常见的北方民族的族名，对于阻卜的构成及阻卜与蒙古的关系，学术界历来有争议。冯承钧取辽、金二史所著录的部族名与《元史》部族名相比对，并参证有关域外资料，撰《辽金北边部族考》，对《辽史·百官志·北面边防官》所载“（辽国）北临阻十，大国以十数”一条史文进行了详细考证。他认为：阻卜、阻源出突厥语，并非指某一语系的某一种族，其范围极广，部落甚多，就如铁勒、突厥一样，为漠北诸强大部落的总称。据他的研究，蒙古立国之初的众强大部落如札刺儿、克烈、塔塔儿、主儿勤、乃蛮等部皆属于阻卜，至如哈底忻（即《元史》之哈答斤）、茶札剌（即《元史》、《元秘史》之札答剌）、山只昆（即《元史》之散只兀）、梅里急（即《元史》、《元秘史》之蔑儿乞部）等亦在此“十数”之内（注：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这篇考证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对于蒙元史中的部落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冯承钧不仅善于利用中外载籍来研究蒙元史，还注意到许多“前人不经意的事物”，对元代白话碑的研究便是他开创的一个新领域。这种碑文用口语写成，文字浅俚，顾炎武讥其“鄙俚可笑”，刘侗著《帝京景物略》也斥之为“夷语可删”，正因为前人对它的价值不甚了了而随意弃置，能流传下来的也就极少。 冯氏为考证梵文“摩诃罗嵯”（Maharaja）一名，曾遍检元代碑文，认识到这种白话碑的史料价值， 而发生研究元代白话圣旨碑的兴趣，他搜罗诸金石录、地方志、外人拓影，加上手抄诸碑，共得白话碑文四十通，经过综合的训释研究，著成《元代白话碑》一书。
    冯承钧主要从两个角度对白话碑文进行了研究。他首先取碑文作比较分析，研究了白话碑文的语法结构，作“白话文与文言文释义对照表”，阐明白话与文言间的对应关系，这对了解当时诸汗口语，研究元代白话语法以及宋元、元明间白话文的发展演变有重要的价值，并为更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其次，他还开创以史释碑、以碑证史的方法，为白话碑研究这一新领域提供了优良的范例：一方面，他用书面史料对碑文进行详细考释，使得碑文利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他又用碑文所载来补证书本记载的阙失，如元代使用的语言比较复杂，有汉、回、蒙诸语，据《元史》纪传可知蒙古字颁行于1269～1272年间，但其具体通行情况却阙而不载，冯氏据1275年龙门神禹庙圣旨碑及1276年龙门神禹庙蒙汉文令旨碑考知：“蒙古字是年（1275年）虽行，惟用以译汉字之音，至次年始用以写蒙古语。”并指出：元代公文可以此二碑为代表，其以汉语为主者，语言通顺可解；以蒙语为主者，白话多而迁就原文，则非注释不得其解（注：冯著《元代白话碑-序》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冯氏取碑文与正史、笔记等相参证，获得了不少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对元史研究大有裨益。
    前人视此碑文无足轻重，各处元碑多用作墙砖磨石，损毁十分严重。冯氏对此痛心不已，遂花大量心血，搜集整理白话碑文，保存了一笔珍贵的财富。他用科学方法对白话碑进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其成绩不仅不复“可笑”、“可删”，而是十分“可惊”！他对白话碑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后来学者搜集元碑，研究碑文，用此碑文进行元史研究，成绩斐然，冯承钧的开创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