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31：“美好的”年代
    尽管战后时期产生过骚乱，和平主义者在希望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有所削弱方面，并没有完全感到失望。由战争所引起的感情减弱了，和解似乎是可能的。有五年之久，外交家们试图奠定持久和平的基础。
    1.“非法”战争
    1923年，法国总统雷蒙德·波因卡尔命令其军队占领鲁尔盆地，企图迫使德国偿付其战争赔款。大多数法国人赞成这个行动。当时处于少数派地位的社会党领导人莱昂·布鲁姆，在汉堡举行的一次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也曾呼吁：在执行凡尔赛条约方面要有较大的灵活性。
    然而，这一军事行动到头来是无效的。法国士兵在鲁尔区的出现并没有改善德国人对待赔款的态度。工人阶级开展了反抗法国入侵者的消极抵抗运动。“鲁尔战役”使纳粹有机会赞扬他们的第一个牺牲者霍斯特·威塞尔的功绩。霍斯特的名字，在他死后就成了纳粹运动一首赞歌的名称。法国当局由于使用非洲人充当占领军，更加剧了紧张局势，引起的骚乱加强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复活。波因卡尔在3月24 日的选举中被击败了，因而被迫辞职。
    波因卡尔的失败为问题的其他解决方式打开了大门。法国的阿里斯泰德·布里昂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列斯曼，两个主张法德和好的爱国者成功地废除了部分凡尔赛条约。在1925年末签署罗加诺条约的时候，德国力图使法国和比利时的公众舆论相信它会尊重西部边界按照罗加诺条约的条文，既不会有解释上的争执，也不会有“报服”的问题。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虽然没有讨论保证德国东部边界现状的条约，但罗加诺条约至少被认为是法德和解的开端。
    布里昂和斯特列斯曼接着又共同工作了五年，来加强他们所建立的法德之间的联系。法国的部长们更替频繁，只有布里昂这个“日内瓦人”却牢靠地坐在外交部的办公室里。有一次，他甚至邀请他的德国同行进行一次没有记者在场的私下交谈。并且当斯特列斯曼于1926年9月8日走进国联大会厅时，布里昂还欢迎了他。
    在法国结束了对鲁尔区的占领之后，德国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投资水平提高很大，以致协约国的领袖们又重新提出了偿付赔款的要求。美国的金融官员曾两次访问欧洲，力图使德国的赔款确定在一个现实的水平上。然而，由于德国继续拒绝付款，协约国的要求就逐渐缓和了。
    谋求持久和平的一大障碍就是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当时执政的共和党似乎倾向于目光短浅的孤立主义。然而，后来美国的领导人表明他们对世界的命运并不是完全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佛朗克·B·凯为宏伟目标的国际条约，缔约国必须保证永不使用武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1928年8月27日，十五国代表团在巴黎开会签署了凯洛格-布里昂条约。欢迎和解的新时代到来的每一篇庄重的演说，都不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某个缔约国违约的话，究竟该怎么办？
    2.联邦主义观念
    克拉伦斯·斯特雷特，采访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一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变得十分热衷于世界联邦主义这个观念。他对无休止的争论和决议感到厌烦，创立了“联邦同盟”（Federal Union）运动，这个运动并不是追求建立一个世界联邦，而是追求建立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大西洋民主国联盟。他的著作《现在就实行联盟》（Union Now）在美国有些人很赞成，但在大西洋彼岸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不久，联邦主义观念在欧洲也开始流行起来。1923年，理查德·冯·古登霍夫-卡莱奇伯爵在维也纳发表了他的“泛欧主义”（Paneuropa）宣言， 并从而发动了一场欧洲联邦运动。在1972年逝世之前，他一直在促进这个运动。从国籍上说，古登霍夫--卡莱奇是奥匈帝国的遗民，出生在东京，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外交家。他在特里西安隆（Theresianum）学院受教育， 许多要进入奥地利外交机关的年轻人都要在那里接受训练。他十分了解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他曾向自己说：为什么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人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由一个宽容的政府加以治理的共同体中呢？
    战后，住在波希米亚，古登霍夫--卡莱奇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捷克公民。他对此深感不安，因为他担心奥匈帝国各后继国的成立，将会导致经济的分裂，将会使新边界的出现会象旧边界一样，老是引起争端。这种看法违反了他的历史进步的信念。古登霍夫--卡莱奇在确信奥匈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以后，他断言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努力结束不仅在多瑙河流域而且在整个欧洲的所有边界和海关障碍。
    古登霍夫--卡莱奇在奥地利找到了他的第一批追随者。在他的宣言发表之后，他用好几种语言出版了一种联邦主义杂志。这份杂志的目的不是唤醒民众，而是影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阶级。许多国家成立了联邦主义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所有民主政党的代言人、银行家、工业家、工会会员、作家和艺术家。在斯特列斯曼、布里昂那样的政治家的支持下，从1925年开始，组织了许多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1929年9月，布里昂提出了他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建议， 呼吁在国联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Furope”）。然而，产生这种观念的“美好年代”已接近尾声。布里昂本人也并不十分理解其倡议的意义。他经常谈到联邦主义，并对一个法国记者说他受到过瑞士样板的鼓舞。但当问到假如他的理想实现了，国家主权的概念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时，布里昂回答说，不会有什么变化。不管是出于实用主义还是出于疏忽大意，为“欧洲合众国”提出纲要的备忘录在许多要点上是含混不清的。
    欧洲的政治家对这个建议作出了有礼貌的但却缺乏热情的反应。当这个建议被提上议事日程时，欧洲各国议会却正忙于处理似乎更为紧迫的国内问题。小国同意参加，条件是这个新的联邦不会受到大国支配。大国坚持他们由于承担较大的责任而应该取得较大的发言权。农业国主张欧洲统一体要保证购买他们的农产品，而工业国则要求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因此，布里昂的计划就象寓言中的西班牙小旅店，在这种小旅店中，旅客们所看到的都是他们自己原来随身带来的。
    德国人和英国人对联邦观念作出了最重要的反应。随着纳粹威胁日益增长，斯特列斯曼的同胞们把布里昂的方案仅仅看作是煽动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又一次机会。仍然把自己视为世界帝国的主人的英国领导人不喜欢把自己的国家与欧洲大陆结合起来的任何建议。象“欧洲合众国”那样的大统一方案，不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正如后来邱吉尔谈到欧洲人时所说的，“我们和他们在一起，但并不是他们中的成员”。
    在布里昂提出他的联邦主义的建议以后不久，古斯塔夫·斯特列斯曼就死了，他是为争取他自己的德国人民党能够倾听他的意见而鞠躬尽瘁了。几乎与此同时，经济大肃条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上的障碍和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欧洲合众国”的方案就这样告吹了。阿里斯泰德·布里昂连续奋斗了几年，并企图竞选法国总统，但没有成功。联邦主义的观念便与他一道寿终正寝了。
    英国工党首相位姆塞·麦克唐纳低估了欧洲的自助能力，吁请美国防止出现世界规模的无政府状态。他于1929年10月访问了美国，但并未带回任何实质性的结果。由于无法降低英国猛增的失业率，他的社会主义政府就垮台了，并为保守党统治的“民族团结”内阁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