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罗马帝国亡国悲剧的重演
    实际上，这一切无非是将近1000年前西罗马灭亡时悲剧的重演。当初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就在自己毁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中产阶级。拜占庭帝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兴盛时，“生活着一个由银行家、实业家和商人组成的活跃而聪明的资产阶级。这些人，同能干的和爱财的手工业行东和小商人一道，形成了一个中等阶级，它是拜占庭社会的主要力量之一，并用自己的劳动使拜占庭富裕起来。”[6] （P55）农村中的自耕农或小土地所有者同样是构成拜占庭帝国的基础的一部分，他们是当时乡村的中产阶级。然而，在拜占庭帝国晚期，无论城市的还是乡村的中产阶级都被摧残了。历史悲剧不幸地再度出现。
    城市工商业者之中，有的被横征暴敛压榨得透不过气来，只好抛弃家业而外逃，有的因拖欠税赋而被捕，被抄家，受刑，有的已无生意可做，只得过着贫苦的生活，还有的则被威尼斯商人、热那亚商人或其他外国商人排挤得没有立足之地，干脆投靠了这些外国商人，替他们服务。城市工商业者原来不仅是帝国的主要纳税人，为国家的财政作出过巨大贡献，而且还是帝国生存的支柱，正是依赖他们，帝国的城市才如此繁荣，吸引了无数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帝国所需要的各类物品才如此丰盛，使城乡居民生活安定、舒适。然而，正如不少皇帝不知道自耕农存在的重要性一样，他们也不知道城市工商业者富庶对帝国的重要性。政府既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护自耕农的权益，又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城市工商业者。帝国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基础动摇了，损毁了，帝国大厦的倾坍是注定的事情，帝国的命运已经是更改不了的。当然，不能否认某些皇帝也懂得扶植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对于巩固帝国统治的意义，他们也曾采取过有力的干预措施。例如，马其顿王朝的罗曼纽斯一世宣布“今后我禁止地主在农村公社里占夺土地”[6] （P84），并颁布了法令。马其顿王朝的巴西尔二世对地主豪强的打击十分严厉。他曾经路过一个村庄，看到地主横行乡里，听到农民的控诉，他写道：“当我经过这块地方，从贫民的控诉里认识了情况以后，命令把他（地主）的壮丽宅第削为平地，把他的强夺的财产归还贫民。”[6] （P84）但个别皇帝的行为至多只能暂时有效，大地主势力的膨胀如故，小农依旧被他们兼并。
    当自耕农逃散和城市工商业萧条、萎缩之后，拜占庭帝国还能依靠什么人？
    先看国外。拜占庭“孤傲地屹立，没有朋友”。[3] （P51-52）没有一个国家真心愿意帮助拜占庭帝国度过难关。拜占庭的皇帝们即使在已经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从内心里还是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他们不屑于交朋友。没有朋友，可是敌人却太多了。东、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包括那些表面上装成友好的姿态，却一心想把君士坦丁堡的财富攫为己有的西欧的国王、教会和城市共和国。
    再看国内。依靠贵族豪门吗？他们所考虑的主要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未来利益只有依靠强者才能得到保障。当奥斯曼突厥征服者答允尊重拜占庭各地大地主的权利，允许他们照样持有地产，甚至承诺“使你们过得比以前更好”时，一些大地主就归附征服者了。（注：参见莱沃：《佩利奥洛格斯时期拜占庭的贵族：发展受限制情况概述》，载莱沃：《拜占庭的性别、社会和经济生活》，阿希盖出版公司，1992年，vi. 第151页。）同样的道理，如果罗马教皇和听从罗马教皇旨意的西欧封建诸侯能提供这种保障，晚期拜占庭帝国的王公们是会转而投靠西方的。即使是笃信基督教的拜占庭贵族，他们认为只要奥斯曼帝国不强制他们改变宗教信仰，对于归顺的基督徒采取宽容的态度，他们也会转而投靠东方。奥斯曼突厥人在征服初期，的确是这样做的。可见，拜占庭这些贵族豪门把家族的利益看得高于国家的利益，他们作出投靠西方还是投靠东方的政治选择，不是偶然的。当帝国这艘大船在风狂浪急的海洋中即将翻沉的时刻，他们不是在想如何挽救这艘危船，而是想如何趁早弄到一条救生艇，让自己和家族成员搭乘这条救生艇从海上逃走。帝国没有可用之兵了，他们肯舍弃家产去战死沙场吗？帝国没有可用之财了，他们肯捐献家产以供国库所需吗？个别贵族会这样做，但大多数贵族，特别是已逃难到君士坦丁堡以外地方或本来就在外省称霸一方的贵族们，才不考虑这些呢！这就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前上层社会的写照。
    至于那些穷人，他们却是另一种想法。他们对政府不抱幻想。从科穆宁王朝以来，包括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担任高官的全是皇亲国戚。国库无非是皇帝私人府库的延伸。（注：特雷得戈德：《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817页。）所以穷人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自己的处境，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在拜占庭帝国晚期，国家财政已经这样困难，城市经济已经这样萧条，乡村已经这样不安静，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他们已经沦为一个绝望的阶层。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改变现状，只要现状一变，他们的处境总会比现在好一些而不会更糟。对广大佃户来说，至多只是换个主人而已，他们甚至把新主人的来到看成是一种解放。（注：迪尔：《拜占庭：辉煌与衰败》，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90页。）
    拜占庭帝国境内的穷人们或低收入家庭会不会保卫自己的拜占庭文明，或者说希腊文明，而同入侵的奥斯曼突厥人斗争到底呢？这是不可能的。在东正教传播过程中，古典的希腊文明已被当做异教的东西而不被民间所理解，甚至被排斥。拜占庭社会实际上分为三个文化阶层：一是极少数文化精英，他们形成一个封闭的等级，他们曾在专门的学校里学习过古希腊语法和修辞学，然后有资格进入各级行政机构工作或充当教会的上层神职人员。他们无法与公众在文化上沟通，因为他们的文化是用死文字表达的。二是人数较多一些的、相对而言能读会写的公众。三是大量文盲，他们很可能占到人口的95％以上。（注：曼戈：《拜占庭和它的形象》，伦敦，1984年，Ⅲ。 第49-50页。）这表明拜占庭帝国的穷人与古典的希腊文明无缘，对拜占庭文明也不了解，他们不可能为此而战斗。他们唯一担心的是：由于自己是东正教的教徒，会不会在未来的宗教迫害中遭到屈辱和杀戮？他们设想，只要自己归顺了入侵者，可能保住一条命。万一不成，为了活命，只好选择外逃。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注定要被奥斯曼帝国攻陷的城市中呆下去，自己什么也得不到，反而有生命危险，不如逃到偏僻的地方去，甚至跑到山里，跑到偏远的小岛上去。他们认为佩利奥洛格斯王朝对自己并没有恩惠，何苦替它卖命呢？佩利奥洛格斯王朝在最后的日子里曾经想组织一支由穷人组成的军队去同入侵之敌作战，但能招到的志愿人员很少。在帝国大厦即将倒坍之际，愿意为它卖命的人的确不多了。
    拜占庭帝国正是在这样的凄凄惨惨的景况下度过它的末日的。政治上内讧四起，皇帝的权威已荡然无存。经济上衰败破落，连雇佣兵的军饷也筹措不了。道德上，精神上，信念上，全崩溃了。这时候，既不存在所谓的道德秩序，也不存在所谓的道德共同体。“当人们不把其他人看作是他们的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并且不接受道德秩序对行为的最低限度要求时，道德无政府状态便存在于一个社会中了。”[7] （P160）这正是拜占庭帝国末年社会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