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
    《中国通史简编》实际上是毛主席让范老写的。当时延安有两个研究室，一是政治研究室，负责人是陈伯达，一是历史研究室，负责人是范老。第一批做范老助手的有金灿然、尹达、叶蠖生、佟冬等，这些人解放后都是名人，成为某一方面的负责人。还有田家英，他帮助范老查书，人很聪明，很得范老喜欢。陈伯达也看重田家英，后来就把田从范老那里调到政治研究室，再后来就到毛主席那儿当秘书。田家英对范老恭敬得很，解放后，每年范老过生日，田家英都要请范老吃饭，表示祝寿。
    《中国通史简编》最初是计划从远古一直写到“五四”运动，共三本。当时是写一本出一本，第三本没写完，范老就参加整风运动。第三本应该是《中国通史简编》的下册，后来改为《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样就把一部书分为两部：一是《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第二册；一是《中国近代史》上册。《中国通史简编》是不断修订的，到了我们做他的助手时，就等于由范老重写了，最后的修订本就是大家看到的《中国通史简编》四本书。解放初期，还有过一次小修订，这个修订本我曾见过，华东出版的，一大厚册。这次修订的助手有荣孟源、漆侠等。荣孟源已去世，漆侠同志现任河北大学教授。
    最后一次修订的助手阵容很强。唐代部分的助手是金毓黻（二级教授），金早就认识范老，他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解放初，金在北京大学主持一个民国史研究室，与近代史所研究的范围密切相关，后来，就并到近代史所，金就过来了，过来不久去世，由我做范老唐代部分的助手了。宋代部分的助手是聂崇岐（三级教授），王崇武（三级教授）是明代部分的助手，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愿意给范老当助手。可惜也都不久去世了。除了上面三个，还有两个搞少数民族的助手，一个是搞北方少数民族的叫余元安，他研究突厥史、蒙古史，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搞南方少数民族的是王忠，研究南诏史、吐蕃史，他原不懂藏文，范老专门派他去西藏学藏文，并约定学好了藏文再回来做助手。后来这两人都成了专家。佛教方面的助手叫张遵骝。辽金元部分的助手是蔡美彪同志。张遵骝、王忠都去世了，我因家在南方也回南方工作了，由蔡美彪同志主持完成《中国通史》。作为同事，我对他继承范老遗志，表示敬佩。但有一点要指出，范老去世后出版的六本《中国通史》，在时间上和范老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接上去了，但后六本不代表范老的观点，因为后来参加编写的人与范老未接触过。所以我写文章，前四本仍引用《中国通史简编》，表示不忘师恩。
    《中国通史简编》是公认的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专著。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在范老之前和同时都有，如郭沫若、吕振羽，但完整地、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写出中国通史的，范老是第一人。他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更是近代史研究的开山辟道之作。范老在延安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因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助手起草的稿子，随意性很大，如需要略写的部分，却写了几万字；而应详写的部分，只写了几千字，所以不甚合用。范老索性自己重写，但书出版时，还是提到助手们的名字。当时延安条件很艰苦，纸张紧张，范老从此养成爱惜纸张的习惯。解放后在北京修改《中国通史简编》时，条件好了，但范老爱惜纸张的习惯不变。我看他的初稿，都是用开会的请柬、信封、香烟盒等的背面写的，然后抄在白纸上。范老的著述态度极其严肃认真，每写一句，都要仔细斟酌，感到写得不好，就撕掉重写。他的夫人戴冠芳曾笑他说，抽了那么多烟，费了那么多劲，好不容易写出来，又一笔划掉，坐在一旁看的人，都觉得真可惜呀。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一字一句都熔铸了范老的心血，不是摇笔即来的。范老经过反复修改的稿子，由抄写员誊写在稿纸上，装订起来，交助手传阅、提意见。
    1964年春天，范老生病，住在北京医院，而《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最后一章还缺两节。范老让我起草“唐朝的史学、科学、艺术”一节，让蔡美彪同志起草“唐代长安”一节。在医院中，我问范老，唐代文化方方面面很多，主要抓哪些问题？他躺在病床上，向我口授了这一部分的核心思想。如他说，史学方面要把唐朝官修史书成为制度写进去。唐以前也有过官修史书，但没有成为制度。从唐代开始，每一新建的朝代都要修前朝史书，这样就使中国史书前后相继，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官修史书有很多好处，资料较齐全，各种人才都可以集中在一起，特别是天文、历法方面的人才难找，这是私人修史不易解决的。当然，官修史书也有局限性，但毕竟利大于弊。范老还让我重点介绍两部史学专著：《史通》和《通典》。关于《史通》，范老让我重点写“直笔”，因为直笔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当时还有一个背景，赫鲁晓夫一上台就窜改苏共历史，所以范老要我重点写《史通》的直笔，说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史家不畏强暴，抵制曲笔，置生命于不顾。由此也可以看出范老著书的微言大义。又如关于唐朝的艺术，范老说要强调颜字。范老认为，中国书法史上有两个人最值得重视，那就是王羲之和颜真卿。唐初因为唐太宗的提倡，王羲之的书法成为正宗。到了颜真卿，书法风格为之一变。王羲之的字是魏晋清谈的产物，风流潇洒，非常漂亮。而颜真卿所处的时代是强盛的唐朝，颜书方严正大，正反映了盛唐气象。此外，范老还要我注意壁画、雕塑的胖女，韩干画的大马，这些都反映盛唐气象。写艺术史的人很多，象范老这样从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风貌去把握艺术史的发展，是不多见的。
    范老对我们写的初稿，看得十分仔细，改得恰当、妥帖，使我们受益不浅。范老让我起草《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简短的结论”。最后一段，是范老亲自写上去的：“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明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两个非常风趣幽默而生动的比喻，引人入胜，对文化专制主义是深刻有力的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引用过范老的这一段话，而在文革前夕“左”倾思想泛滥的时候，范老讲出这样富有哲理的精彩的话，是很有针对性的，难能可贵的。
    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有不少有深意有哲理的话，这也可以称为“史谏”。如范老在评价了贞观时期的文治武功后，又写了一段话：“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授给继承人唐高宗。……他对唐高宗……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那就连生命也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啊！你得谨慎啊！’”范老郑重地写出唐太宗的这些话，也是富有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