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讲述治学方法的语言很精辟。他提倡“天圆地方”，拿这句话形容做学问。天指脑袋，要圆，脑要活，否则就不善于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地是指屁股，屁股要方，圆了坐不住。屁股能坐得住，脑袋要灵活，才能做学问。
    范老还提倡“二冷”，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冷板凳要坐得住，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二冷”在现在尤为重要，现在搞市场经济，如看到经商、炒股赚钱，也去经商炒股，那就把学问丢了。有人说范老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在范老那儿没有听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难道第十一年就不坐了，要有坐一辈子冷板凳的志向。“冷猪肉”是说封建社会里，如果文章、学问、德行好，就可以在孔庙里有个牌位，受后人祭祀。即使当时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知道你，以后也会有人纪念你。“坐冷板凳”的目的是为“吃冷猪肉”，是立大志，不是无所作为的坐。
    范老还把做学问的经验归结为“专、通、坚、虚”四个字。范老强调专，他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有两个人，一个人什么都懂点，但什么都不精，我不要，因为懂的只是一般的事情。另一个只懂得甲骨文，我要，因为懂得别人不懂的事情。专，才能懂得深，懂得精。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专家呢？范老形象地说，三年一个小专家，五年一个中专家，七年一个大专家。他的意思是要你不断地专下去。三年、五年、七年，只是一个比喻。范老虽然强调专，但说专一定要和通结合起来，要在通的基础上专，通是为了更好地专。没有通，只有专，就好象关禁闭，把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怎能写出好文章。他还说直通、横通、旁通。直通，指搞古代史要通近代史，搞近代史要通古代史，人人都要看《人民日报》，现实也要通，不能脱离现实。横通，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要通。旁通，国外的也要通。
    专和通要结合，坚和虚也要结合。坚是说研究一个问题，要一直把它研究下去，不随便中辍，要达到一个高度，要做集大成的学问。不要见风使舵，（如今天评“红”，就写评《红楼梦》的文章；明天评《水浒》，就写评《水浒传》的文章。）外面流行什么，就写什么，结果什么都很浅，一事无成。方向要坚定，观点也要坚定，不能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人云亦云。范老是很“坚”的，别人不敢提帝王将相，要打破王朝体系，他不赞成。不仅要坚，而且要虚，发现错误就改。但虚不是吓得什么也不敢讲，不敢写。在1958年“拔白旗”时，他说，现在老师讲课，讲义都是集体的，不讲自以为是的东西，而随别人讲自以为非的东西。明明不赞成这个观点，也照这个观点讲，误人误己。
    范老写作的时候，有两本书常摆在桌子上，一是地图，这是空间的概念，一是大事记，这是时间的概念。有了这两个东西，就可清楚地知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时空关系。如写到安史之乱，开始在哪里爆发，最后在哪里消灭，在乱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乱后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也是范老做学问的方法。
    四、崇高的人格 学习的楷模
    范老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学风严谨，而且有着高尚的品德，我跟范老多年，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我面前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光辉形象。范老不图虚名，十分务实。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范老的《文心雕龙注》，想请范老写一个再版说明，他一个字也不肯写，但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他的稿费（范老从不拿稿费，后面再讲）中拿出一点钱来，专门找人代他校一下错字。由金毓黻介绍一个叫王寿彭的老人负责校对，每个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几十元钱，由范老签字。后来王寿彭就留在近代史所，帮助过吴晗校对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录出来的明代史料。由此可以看出，范老不图虚名，只干实事，不写再版说明，但觉得错字害人，就专门找一个人校对。
    范老生活十分俭朴，反对奢华。他在家写书，很少出门，出门就是几种事情，一是开会，党中央的会议，全国人大的会议，全国政协的会议；一是到北京医院看病。他很少交游，晚上看看电视，喜欢昆曲，特别喜欢看俞振飞演的李太白，我也受范老的影响喜欢昆曲。其实，范老看电视，不只是一般消遣，也很认真负责。有次从电视中看苏联的一个电影《复活》，有强奸的镜头，他认为不妥，就以一个电视观众的名义，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说不仅成年人看电视，还有未成年人看电视，让他们看到这样的镜头不好。有人说，《复活》是名著，那是情节的需要。范老认为不对，那《水浒传》是不是名著，能不能把潘金莲的情节全部搬上银幕呢。范老对私生活是非常严肃的。
    范老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彻里彻外的革命者，他完全革命化了。有一件事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他的小儿子，刚留苏回来，思想和国内的形势不大合拍，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事，但范老认为很严重，就写信给党中央，主动请求把自己喜欢的小儿子送去劳改。这与现在有人为儿子开公司而奔波忙碌相比，范老对党是多么忠诚。改革开放的年代开始时，党给他小儿子平了反。
    范老夫人戴老晚年中风卧床，不能言语行动。范老让一个保姆专门照应她，自己每天都抽一点时间，坐在戴老身边陪她，真是一对革命夫妇。
    范老是因心脏病逝世的。当毛主席交给范老写通史的任务以后，范老在笔记中写道：“我听了指示，万分感激，自己能力极小，尽力而为之。”范老仍旧让我做助手。不久，范老因心脏病发作，住医院医疗，但很快就出院了。曹靖华为他担心，劝他当心病魔卷土重来。范老说，时不我待呀！我心里急，赶快出院，要写通史。确如曹靖华同志所形容的那样：“他仿佛心里有一团烈火在燃烧，烧得他命都不顾地出院写通史。”范老对我说过，做学问，你们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苦干下去，我则要不知死之将至。范老出院后不久，夜间心脏病复发，无人知道。次晨送入医院，已经迟了。
    范老病逝时，正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只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参加的人很少。章士钊曾对我说，想参加追悼会，但没法去。其实想参加追悼会而没法去的，何止章士钊一人呢。当时只有华罗庚去了，他是范老的邻居。报纸上登的消息也很简单，只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范文澜同志因病去世，连“史学家”也没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