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男女比率失调并非只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一个独有现象，在19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女性高于男性的现象，但只有英国出现“过剩女子”（Surplus women problem）的现象，所以有人说：“英国是老处女的祖国”（注：Rita S.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 St. Martins Press, 1999. ）（P174）。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单身女子在英国构成一个社会问题呢？
    笔者认为当时流行的中产阶级家庭文化是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女子不像中产阶级女性那样。虽然人们认为工人阶级女子结婚后也应回到家庭，但由于客观生存的需要，无论其结婚与否，这些工人阶级女子一般都要外出工作，或去工厂做工，或当上层和中产阶级家庭中女佣，就像W. R. 格瑞戈所写：“不像中产阶级单身女子，女仆从不过剩。”（注：Rita S.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 St. Martins Press, 1999. ）（P91）而中产阶级单身女子所面临的情形则与工人阶级单身女子完全不同。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理想的家庭观认为一个完美的、受人尊敬的女性地位应体现在她在家庭中的位置，其自身价值应体现在家庭中的牺牲精神和作为道德天使的角色中。“她们的性别教导她们要服从，自我牺牲是女人的天职。她们必须内心平静，从而净化男人的心灵。她们要将家经营的温馨舒适，从而提高男子追求美德的动机。”（注：Joan Evans, The Victorian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09）而这样的女性价值实现的惟一途径便是婚姻。对于一位中产阶级淑女来说，一生中“惟一可收获的荣耀便是作一名新娘，婚姻是她惟一可经营的事业。”（注：Rita S.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 St. Martins Press, 1999. ）（P38）许多中产阶级单身女子一生都不可能成为妻子、母亲，她们理所应当地被视为“多余的”人，当家中的兄弟姐妹长大成人以后，她们在家中的位置也就会随之消失。不仅如此，她们的存在对于中产阶级宣扬的女性观、道德观还构成了一定威胁，因而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对单身女子的要求就是她们最好去做一个隐形人（invisible）。工业化完成后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虽然出现了许多新行业，需要大量的就业人员，但是依旧不赞成中产阶级单身女性抛头露面，走向社会。即便是自食其力，其能力也极其有限，因为中产阶级家庭对女孩子的教育是按照“家庭天使”的形象来塑造的，目的就是使她们能成为举止端庄的家庭主妇。（注：转引自马缨：《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P60）即便后来出现一些中产阶级女子学校，所设课程中也看不到任何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专业知识方面的内容。这样可供中产阶级单身女子选择的工作范围依然很窄，一般只可选择做富裕家庭的家庭教师、陪伴，以至于在维多利亚时期家庭教师变成一种竞争性很强的职业。这种现象一直到维多利亚后期才有所改变。对于这种性别歧视，南丁格尔曾这样表达了她内心的愤懑：“为什么女性拥有热情、智慧和良好的品德，但是在社会中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实现这三种美德的地方呢？”（注：Martha Vicinus, 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 Virago Press, 1985. ）（P2）维多利亚时期也有一部分事业有成的单身女子，但按照中产阶级的女性观来衡量，她依旧是“多余的人”，因为她没有成功的找到一位丈夫，没有实现其女性价值。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过剩女子”问题，“只是一个文化观念方面的概念”（注：Rita S.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 St. Martins Press, 1999. ）（P27），是在中产阶级家庭文化影响、限制下形成的一种观念上的“多余”。
    三
    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单身女子为了生存，必须做到经济独立，但家庭反对，社会又不提倡，自己往往又缺少谋生的能力，这就决定了她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她们的困境引起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与同情，出现了许多以中产阶级单身女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尤斯塔斯宝石》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它们构成了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许多社会评论家也对于怎样解决这个“女性问题”发表看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W. R. 格瑞戈在1862年写的《女性为何过剩？》中提出的观点。首先，将大约750000名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单身女子移民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因为这些地方的男性数量均超过女性，可以为这些“过剩女子”提供广阔的海外婚姻市场，使她们有机会获得一个美满的婚姻。在格瑞戈看来，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其次，他建议那些留在国内的单身女子通过学习上等阶级的礼仪，使自己变得更有魅力，以吸引男子与她们缔结婚姻。（注：Martha Vicinus, 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 Virago Press, 1985. ）（P4）
    因为格瑞戈提出的解决方案，依旧从维护中产阶级家庭文化的角度出发，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既然在英国国内不能为中产阶级单身女子提供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将她们带向另外的地方，也许可以解决这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因此移民就被当作解决中产阶级“过剩女子”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中产阶级女性移民团体纷纷出现，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早期的“中产阶级女性移民协会”以及稍后的“英国妇女移民协会”，它们在当时影响都很大，成为中产阶级女子移民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另外还有许多慈善机构帮助女性移民。但是殖民地与英国一样不欢迎这些“问题女子”，它们需要的是能够胜任各种工作，主要是可以完成繁重的家务劳作的女仆，而非是受过一定教育却对家务劳动一窍不通的淑女。怎样才能说服殖民地接纳这些中产阶级单身女子呢？在当时的解决方法就是突出中产阶级单身女子的女性价值，将她们作为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商品进行出口，（注：Rita S.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164）进而将其所体现的家庭美德扩展到殖民地这个大家庭。通过接收这些中产阶级单身女子，可以使殖民地对于她们所代表的价值文化表示认同，进而对英帝国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国家认同感。另外，许多人对殖民地存在一定的偏见，认为与英国相比，殖民地的道德文化水平比较低，如果殖民地的女性移民只限于一些愚昧无知的劳动者，无疑将会加重这些地方的道德危机。因此，他们认为有责任将更多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介绍到殖民地，从而提升整个殖民地的道德水平。这种想法在贝克夫人与一位主教的通信中表述的清清楚楚：“殖民地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女性、帮助女性就业，但是你知道这要遭遇许多困难；而且我们已经饱受那些蜂拥而至的无知女子所带来的痛苦，这些女子对于任何地方都是一种灾难。但是如果能够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责任心的女性介绍到殖民地，就像你曾说过的，这将带给殖民地无尽的好处。”（注：Rita S.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33）
    通过移民寻找国外解决途径的同时，英国国内的单身女子也在通过自身努力改善自我处境。她们提出建立一些女性社团、进行女性教育改革以及通过司法改革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为女性提供参与公共事业的机会，从而解决中产阶级单身女子的就业问题。在解决单身女子问题时，她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既能使自己做到独立的养活自己，又可以不通过婚姻获得一种尊重，从而摆脱被视为“多余”的困境。她们依然认同女性在中产阶级家庭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单身女性通过参与各种公共事业，可以将她们的女性价值和女性美德从家庭这一私人空间扩展到更为宽广的公共领域，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其女性价值，而且可以提升工厂、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的道德风气。（注：Martha Vicinus, 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 Virago Press, 1985. ）（p. 15）英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代表弗朗西丝·鲍尔·科比是最著名的自由独身主义的倡导者，作为一名记者和一位以教育、选举权、反对以动物为医学实验品和儿童福利等为主题内容的公共讲演者，她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的成功部分应归结于其对于女性传统责任的一种认同，因为科比是女性自我牺牲而非自我发展的有力倡导者。（注：Martha Vicinus, 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 Virago Press, 1985. ）（p. 16）即便是看到了南丁格尔的成功，当时的人们也只是将其视为女性自我牺牲精神而非女性自我发展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很少为女性在智力、直觉和道德方面与男性潜在的平等而抗争，这些在当时被看作过于激进的思想到二十世纪早期才被人们所接受。（注：Martha Vicinus, 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 Virago Press, 1985. ）（p. 16）因而人们一般认为，不像二十世纪的女权主义者，这些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者采取的行动是比较理性、温和的，其激进之处也只表现在打出了“独立女性”这块招牌。（注：Rita S.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4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维多利亚时期“过剩女子”问题的产生与解决，虽然存在一些客观因素，但更多的则是体现了当时流行的中产阶级家庭文化对社会和人们行为的一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