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了新的著作，论述外围国家帝国主义工业化问题。这些著作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宗主国向第三世界国家资本扩张的未来结果；提出在生产资本国际化时期，帝国主义扩张的方向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相对工业化国家；无论外围国家的工业化采取何种形式，都与依附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截然不同。而依附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当前仍在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左翼中盛行。
    本文试图阐述在这些新著中提出的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并从中得出这些分析对于依附理论的政治含义。
    理论问题
    目前，“帝国主义工业化”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占据统治地位的“依附学派”继续衰落）。它虽然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理论的全新解释，但却有益于恢复马克思和列宁在此问题上的地位。1853年，马克思在关于东印度公司的文章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他设想，“灌溉工程及国内交通工具”、“急需的铁路交通”将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几天以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英国对印度农村统治的后果时指出，“英国人虽然已经使这个国家大大地爱尔兰化了，但是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只靠税吏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要破坏这些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列宁在其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写道：“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么这只会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
    马克思和列宁都对这一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感兴趣。特别重要的是，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他们的立场是站在殖民地和中心国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一边。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写道，“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印度）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他继续写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也谈及了这些问题。他指出：“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度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个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列宁进一步阐述道：“舒尔采·格弗尼茨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描绘，向我们表明了同样的寄生性的特征。……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用强制手段是不行的……），那么帝国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重的工业劳动，摊给黑人去干，自己则安心地过食利者的生活，也许这样就为红种人和黑人的经济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解放做好了准备’。”因此，列宁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根据上述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我们将看到，处于上升地位的“帝国主义工业化”理论，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
    “工业化”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为自己具体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但我们认为，事实上只有“工业化”理论通过系统地阐述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我们提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依附理论的分析对象，是存在着“剥削”关系的“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一般用“宗主国-卫星国”或“核心-外围”来描述统治国与依附国的关系。）“工业化”理论的分析对象，则是社会各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国内的和国际的）。因为在特定社会结构的生产关系中存在着阶级剥削，当我们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阶级”、“阶级斗争”等概念考察帝国主义扩张问题时就会看到，两个理论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依附理论提出，帝国主义“阻碍”了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被统治国应“脱离世界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集中探讨了帝国主义时期的生产关系和帝国主义剥削的阶级结构，而不是局限于国家问题和制度问题，如不平等贸易、外债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技术依赖，这种依赖被认为是资本家在全世界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扩大形式。
    依附理论不是立足于对宗主国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及其后来对外围经济落后地区扩张的各个阶段的分析，而是从主观的经验主义的概念出发，认为帝国主义存在于真空之中，并且在“工业化”及“发展”中扮演着具有某种内在的消极作用的角色。由于依附理论往往仅着眼于事物的表象，因此，它的主要弱点是对帝国主义（“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机制）折衷的经验主义的概念化。“工业化”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动态分析是有说服力的，它对帝国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也提出了新的认识。“工业化”理论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规律的分析为依据的，因此，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依附理论则是在折衷主义的基础上，偶而运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尽管它对外围社会“不发达”的历史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但由于它不是从发端于宗主国的帝国主义的资本运动的角度，用客观的、经济的方法进行分析，而是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用主观的、政治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对问题的论述导致了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结论。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的概念，而依附理论则提出一个静态的概念来分析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的内部规律。
    如果象依附理论那样，分析的基本对象是国家和国家制度的结构（而不是阶级和阶级结构），那么，它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处于上升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抓住了帝国主义扩张的辩证本质，即一方面通过投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或制造业来使其实现（有选择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剥削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后面我们还要讨论这个问题）。依附理论强调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但缺乏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阶级分析，缺乏对资本国际化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及资本主义关系的具体分析，而这些关系在外围国家的特定社会结构中是客观存在的。后面我们将看到，依附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落后根源的错误分析导致了错误的、自相矛盾的政治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