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是墨西哥的第一大党，自1929年3月至2000年12月，连续执政长达71年，20世纪80年代时，它的成员达1300万[1]，成为拉美国家中人数最多、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一个政党能够如此长久地、稳定地居于统治地位，这在政党林立、竞争激烈、政权更迭频繁的拉美政坛中成为一大奇迹。然而在墨西哥2000年7月的大选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败给了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的候选人福克斯，从而结束了它长达71年的统治，使墨西哥进入了自现代以来第一个由反对党执政的时期。这一事件在全世界引起震惊。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一个如此强大的执政党由兴走向衰，由曾经受到广泛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到民众怨声载道，乃至下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制度创新能力、政策能力和利益聚合功能几个方面探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成败的原因，并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意识形态凝聚力问题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1910年至1917年革命的产物，它的前身是墨西哥国民革命党，成立于1929年。后几经改组，于1946年正式命名为革命制度党。墨西哥国民革命党成立之际，墨西哥国内正处于考迪略（注：考迪略是指拉美国家中“马上打天下”的军人独裁者。考迪略充斥社会，导致社会与政治的动乱。）无数、政治极度动荡和分裂的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经济上表现为发展速度缓慢，出口增长率减慢，就业率降低，工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攀升等。面对重重矛盾和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墨西哥的革命派从多年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西方的理论并不符合墨西哥的实际需要，也无法解决墨西哥的现实问题。墨西哥人只能靠自己去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寻找解决自身问题的良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从建立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斗争”[2]（p.142）的政党，在它执政期间，加里多认为，这个党不但是一个官方的政党，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2]（p.143）。20世纪初期，墨西哥的革命者在反对外来武装干涉和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中总结出自己“革命的原则”[2]（p.146），即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的理论原则。
    1.“革命民族主义”原则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提出，是其国情使然。
    早在19世纪70至80年代，拉美国家开始摆脱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走向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期，现代工业随之发展起来。然而，这一过程并没有使这些国家摆脱殖民地时期经济长期畸形发展的局面，相反，作为后发展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半边缘化的境遇。现实表明，拉美国家要想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必须改变经济上的依附状态，实现经济发展的民族化。普雷维什曾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提出“中心-外围”理论，说明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揭示“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和“外围”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将“外围”国家的发展与民族自主性联系起来，论证拉美等“外围”国家寻求符合本民族利益发展道路的必要性[3]。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革命引领了走民族自主发展道路的潮流。墨西哥《1917年宪法》基本原则的核心便是“革命民族主义”，强调捍卫经济主权，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曾任总统的德拉马德里（1982-1988年）曾对“革命民族主义”加以解释，指出：“民族主义是墨西哥存在的根本价值”，是墨西哥“革命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很难想象墨西哥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享受自由，我们的民主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公正价值将如何体现。”“如果我们想成为自由人，如果我们想民主地生活，如果我们想建立社会公正，这是因为作为墨西哥人我们想这样做，作为墨西哥人我们这样思考，作为墨西哥人我们这样决定。因而，我相信，民族主义是涵盖所有其他价值、决定或应该决定所有其他价值的价值”，“如果没有这种民族主义，我们便不能生存下来。”[2]（p.144）“革命民族主义”成为墨西哥人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思想武器，通过“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制度党将墨西哥人凝聚在一起，摆脱了100多年来盲目追随西化的道路，开辟了一条新的民族自主型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墨西哥历届总统都坚持奉行这一原则，使墨西哥“真正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3]。
    2.“民众主义”原则
    在拉美国家中，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主要以民众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民众主义，就其基本意义，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强调“社会平等”。在拉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打破寡头势力对权力的垄断，须发动广大工农大众，与他们结成联盟，共同参与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而广大工农民众在外国资本和寡头的压迫下，生活境况恶劣，也强烈要求改变自身处境。由此使民众主义得以发展。20世纪，民众主义成为拉美国家现代化的伴生物，反映了这一时期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倾向，一些学者因此称之为“发展主义的民众主义”[3]。早在20世纪初，墨西哥自由派便已从近百年来政治西化运动的失败中得出结论：欧美国家那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宪法原则并不符合墨西哥人的现实需要。作为后发展国家，墨西哥面临多重目标，不能只顾及对少数人有利的一两个目标，而不顾及其他目标。墨西哥1910年革命爆发后，农民争取土地和工人争取劳工权利的运动蓬勃发展，因此，必须给墨西哥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法律基础，以使国家所面临的多重目标能够在共同的利益原则基础上得以协调发展。
    基于此，作为1910年至1917年革命的成果，墨西哥《1917年宪法》将《1857年宪法》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原则改变为“社会权利”原则，并对以往宪法有关公民权和人权思想进行了修改。《1917年宪法》继承了以往宪法中关于平等权、安全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平地分配公共财富”、“实现国家的均衡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等新的理论原则[2]（p.19）。此种社会权利的实现以国家的干预为保证。
    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任总统期间，奉行民众主义路线，支持工农运动。在将国民革命党改建为墨西哥革命党的过程中，将工人农民纳入官方党体系。卡德纳斯执政的6年间进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并将农民组织合并为全国农民联合会，以保护农民的利益，捍卫“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在劳资关系上，采取保护劳工合法权益的立场，要求企业主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4]（p.480）。
    1969年，革命制度党在其《革命制度党原则宣言》中进而重申：“革命制度党是一个维护‘墨西哥革命’原则的政治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为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这个新社会的特点是：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文化福利；人民经常参与政府管理；国家对其全部自然资源拥有绝对支配权和开发权；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国家有计划地干预经济活动，以保存和发展民族遗产，公正平等地分配财富和收入。”[2]（p.147）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顺应了墨西哥社会发展的需求，反映了墨西哥民族的利益，也反映了墨西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它使革命制度党表现出一种维护社会公正的形象，由此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使革命制度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使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家经济战略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转向，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放弃了长期奉行的革命原则，在思想上以“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尽管1982年的当选总统德拉马德里依然强调：“革命民族主义将指导我的一切行动”，“革命民族主义在今后许多年将继续是我国人民的基本指南”[5]，然而实际上从德拉马德里政府开始，革命制度党便逐渐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以名为“社会自由主义”实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纲领取代了“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并在实践中放弃了墨西哥革命的宗旨。
    2000年7月，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大选中败北。就在大选后的第二天，在革命制度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奥尔蒂委员尖锐地指出，这次革命制度党竞选失败的原因在于党“背离了革命的方向和建党原则”，“党背叛了自己，将民族主义变成新自由主义，将主权变成全球化”。革命制度党参议员、曾任内政部部长和普埃布拉州州长的巴莱特认为，革命制度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党失去了指南，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偏差，新自由主义的瘟疫在党内蔓延”，“将‘社会自由主义’强加给党，篡改了党的原则，使党力量削弱，与基层失去联系”[5]。
    革命制度党放弃了以往的理论原则，却未能适时地提出符合墨西哥现实与时代特征、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纲领，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失去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共识’是每一个组织的必备条件。”[6]（p.19）一国政府统治程度高低的标志在于能否使国家具有“民族共识感、合法性、组织、效能、稳定性”，“其人民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具有高度的共识，公民与领袖之间，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及政权建立的基本原则，是否具有共同的看法和理想”[6]（p.1）。尤其在墨西哥这样一个民众具有“高程度的公民效能感”[6]（p.326）的国家中，更是如此。
    提出一种符合本国实际的、符合广大民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为广大民众所拥护的理论思想，保持本国国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是一个执政党的必备能力，也是执政党保持其长治久安之本。不具有此种能力，在思想原则上发生偏离，必然导致执政党政治与政策行为的偏差，使民心涣散，最终使执政党失去国民的支持和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