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政策能力问题
    在人们关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台原因的分析中，不乏对革命制度党腐化问题的披露。很显然，在一党制下，强化对执政党的监督，防止其腐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但是，一个清廉的执政党并非必然是一个具有很强执政能力的政党，尤其不一定是一个具有很强政策能力的政党。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一个缺乏政策能力的政党会因其政策失误而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并因其政策失误而极大地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过程中政策能力的分析来寻求对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些学者在探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策略时，提出了革命制度党执政期间政策过程的“钟摆效应”[7]，即革命制度党通过总统人选的更换和政策的及时转向去适应环境变化、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和特征。正如郑振成所说：“墨西哥的政策随着公私两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政府压力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两端交替转换。”[7]
    长期以来，墨西哥一直是一个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混合经济的国家，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结合形式不统一，既有私有经济的结合形式，也有国有经济的结合形式，还包括村社制度和印第安人公社制的结合形式。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私有制经济不断扩大，村社与公社制经济逐渐分化瓦解，贫富差距加大，大地产制重新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在此种情况下，要保证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调节好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既要适当保护村社与公社经济，也要保护好劳动生产者的基本权利；既要发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积极性，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要注意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不使资本积累过度。基于此，墨西哥宪法兼顾了两个积极性，既规定了民众主义和社会利益的原则，也肯定了私有制，使两个原则互补，以保证经济的平衡发展。
    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制度党历届总统的经济政策始终在“卡德纳斯主义”和“阿莱曼主义”之间摇摆。所谓“卡德纳斯主义”，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宪法中的民众主义原则，以土地改革和石油国有化等政策为主导。而所谓“阿莱曼主义”则是指限制土地改革，鼓励私有企业发展，集中体现宪法中的“私人积极性”原则[2]（p.180）。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直在这两个主义之间往复运动，趋利避害，历届总统均根据情势的需要和社会力量对比关系进行政策调整和宏观调控。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墨西哥进入“经济发展时代”[2]（p.183），资本积累加快，私人资本迅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趋势日益严重，使社会阶级关系趋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不失时机，先后于1943年和1959年创建了两个社会保障机构，前者为广大的墨西哥民众提供免费医疗以及生老病死、残疾、失业及工伤事故的补贴；后者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立学校教职工和家属提供除免费医疗以外的养老保险、工资保障、儿童福利和劳动保护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墨西哥工业化运动的过程中，墨西哥的下层民众之所以能够忍受实际工资下降的痛苦，作出“最大的牺牲”[2]（p.184），均为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使广大民众受损的利益得到一定补偿的缘故。当私人部门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表示不满时，政府又制定相应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给予私营企业主经营减税、出口免税和商品提价等优惠。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受国际贷款利率迅速升高和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墨西哥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进程。“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墨西哥的经济决策和模式选择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于外来的经济干预，墨西哥政府最初并不感兴趣。据德拉马德里任总统时期参与和世界银行谈判的官员描述：“世行希望墨西哥能够立刻实现贸易自由化，可政府不这么认为，因为世行不必考虑国内的反应--我们不行。所以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步子走。”[7]政府的几个部门如贸易和工业发展部、财政部最初都反对过快的、激进式的贸易自由化，然而迫于外界的压力和墨西哥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这些部门不久便改变了态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进程，给墨西哥的社会与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由于市场开放的步子过急，使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突如其来的外部竞争中陷于困境乃至破产；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使国内的失业率上升。1995年，墨西哥城市失业率高达6.8％[8]。1982年至1994年，墨西哥工人最低工资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的各项指数均呈下降趋势。
    新自由主义政策允许村社土地自由买卖，致使村社名存实亡，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印第安农民因丧失土地而失去依托。据统计，20世纪末，墨西哥贫困人数达4600万，其中赤贫人数达2700万；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拥有全国80％的财富[1]。由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当20世纪90代外资流入的形势发生逆转时，墨西哥国内立即陷入危机。当国内由于经济发展不协调而导致社会与政治动荡时，外资望而却步，甚至抽逃资金，使墨西哥经济愈加恶化。
    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墨西哥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减弱，无力出台有效政策去缓解国内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现象和诸多社会问题。社会贫富分化趋势加大，导致社会公正问题的提出。民众“不公平感”加剧，意味着政府“失信”。90年代在墨西哥的蒙特雷曾发生4万多人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他们烧毁党员证，宣布“结束所有的政治依附”[7]。墨西哥南部贫困山区的印第安农民揭竿而起，爆发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此时，作为执政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下台也就指日可待了。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执政党，政策能力是其生命线。一个缺乏政策能力的执政党，有可能使改革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种损失，常常远远超过少数官员腐败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
    亨廷顿曾夸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政策更新能力方面”“表现了可观的适应性”[6]（p.324）。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通过完善其政治体系和强化其政策调控能力，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中保持了国家政策对于现实发展的适应性，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它也终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了政策自主性和政策调控能力，失去了对现实发展的适应性，从而丧失了民心，丧失了政权。这一经验和教训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