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利益聚合功能问题
    作为一个执政党，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需要通过其政治纲领和政策去表达民意，进行政治整合和利益聚合，以维持自身的统治和政治的稳定。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说到底，是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如果它不能协调多种利益，不能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甚至只为少数精英集团的利益服务，它的合法性诉求，也就不可能得到回应，并终究会失去其统治地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最初能够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到出现政治与政策偏差，在改革中牺牲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而失去民心，导致自身的下台。
    多年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革命原则的依据是《1917年宪法》，这部宪法提出了“社会权利”原则，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基于墨西哥多年军阀混战、广大农民无地少地、工人极度贫困的状况，宪法规定进行土地改革，以满足农民的要求；并通过法律保护工人的利益，使之免受工厂主的剥削和虐待。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它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能够包容各派政治力量的、统一性较强的全国性政党，并且声称该政党是一个各阶级“合作”的政党体系[9]（p.365）。它所建立的职团结构，成为该党进行利益聚合的制度表现。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所建立的职团结构中，农民部的存在，使政府和农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政府比较容易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了解农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从而及时地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解决问题，缓解矛盾。反过来，也使政府的政策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职团结构中的工人部，由各种行业工会联合会组成。囊括了15％的在职劳动力和25％的城市劳动力[9]（p.372）。根据墨西哥宪法和劳工法，有组织的工人的利益受政府和官方党的保护。政府从财政拨款中给工会以经济补助，工会也可参加政府主办的教育、保健、住房等福利计划。当然，工会在参政的同时，也须保证服从革命制度党的领导。此种政治导向，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使工人更加支持革命制度党。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时期职团结构中的人民部，是一个包括广泛社会阶层的部，其成员既有社会下层的成员，也有社会上层的成员，囊括社会各阶层的多种团体。从总体上看，这个部以中等阶级为主体，尽管在墨西哥宪法和革命制度党的政治纲领中，中产阶级并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基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实力，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作用的上升，使革命制度党仍将之视为本党的基本社会支柱之一，也使人民部形成了与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关系。除此之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还注意发展和扩大职团结构，以满足政治意识不断增强的居民和数量日增的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甚至让没有包括在党的任何部门之内的利益集团参与决策。由此而增强了政府的决策功能，也强化了政党进行利益聚合的能力。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它十分注意协调公私部门之间的关系，注意协调经济增长、资本增值与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资源再分配二者间的关系，寻求不同利益间的平衡。为此而建立了企业的协商、调节和裁决制度，以解决劳资纠纷，维持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为了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宪法中对最低工资问题、收益分配问题、罢工问题、企业关闭问题等都做出了规定。还专门成立了由劳资双方和国家代表组成的调节和仲裁机构，如劳工关系委员会、全国最低工资委员会、劳工分享公司利润全国委员会、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技术委员会、全国劳动住房基金协会、全国三方委员会等，负责调解和裁决各种纠纷。并通过宏观政治调控在利益两端的范围内进行迂回调节。
    由于革命制度党较好地协调和处理了各阶级与阶层的利益关系，致使墨西哥大多数人都将这个党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从而也保证了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的稳固。
    然而，革命制度党长期的一党统治，也使它出现了体制僵化、内部派别斗争日益严重的趋向。官方职团部门的领导人日益官僚化，出于自身政治前途与既得利益的考虑，官僚精英们越来越多地对上负责，对来自下层普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敷衍塞责，甚至出现职团组织精英腐化的趋向。职团对政府的依附性增强，职团参与国家事务的能力减弱，导致职团反映民众呼声的功能也逐渐削弱。20世纪60年代，职团就已经出现了分化。由于国家政策向右倾斜，约有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农民部，成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10]。职团与国家的离心迹象开始出现。8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职团组织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剧。90年代，墨西哥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当广大民众感到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不再反映他们利益的时候，以往的职团结构体系便无法得以维持。维护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的制度结构体系的瓦解，导致它执政地位的动摇。
    在2000年选举中失利的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说：“革命制度党应明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捍卫民众阶级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5]事实是，一个执政党，一旦放弃了对民众和大多数人利益和权利的维护，不再能够较好地协调社会各种利益时，也就无法较好地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的安定。
    亨廷顿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处，是人民在庞大的政治单位中参与政治并接受其影响的程度。”[6]（p.31）“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够涵容现代化过程所衍生的社会势力的政党体系。”[6]（p.431）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也指出：“在治理人类社会的诸法则之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最为明确不移：即人类如欲保有其文明或是要成为文明，那么，当其生存条件的平等性改进时，其相互结合的艺术必须以同样的比例与之俱进。”[11]（p.118）作为执政党，其地位取决于民心的向背。一个统治技艺高超的政党，必须具备吸纳社会各阶层、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和利益的能力，如此，才有可能巩固自身的权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