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从14世纪开始，英国社会经历了黑死病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打击、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洗礼、瓦特·泰勒起义和凯德起义的冲击，至15世纪末经济社会在残酷的调整中逐渐走向进步与稳定。都铎王朝建立之后，亨利七世为巩固王权作了不懈努力，及至亨利八世时期进一步加快了改革进程，推行重商主义，掀起宗教改革，进行“政府革命”，推进税制改革，积极对外争霸，这些都大大推动了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变。
    都铎王朝是英国向近代转型的关键阶段，也是英国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都铎君主早期的一系列作为，既有促进英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效用，又有重构社会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的效果，这种利益格局调整、治理结构转型、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变迁也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反应。由于国王政府短期内主导出台了大量建立国教、强化管理、扩大财源等政策法令，且缺少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周密的部署推进，在受近代化影响较小、传统势力依然较大的地区引发了广泛社会反弹。求恩巡礼是都铎王朝百余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群体性骚乱事件，它发生于亨利八世统治的前期，对其统治及后期改革措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求恩巡礼骚乱
    主要骚乱从1536年10月至1537年2月基本结束，波及北方六郡，参与人数最多时达6万人，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参与的社会阶段较为广泛，有贵族、乡绅、教士、农民等。由于各阶层在体制内的利益诉求不同，主要诉求也较繁杂，包括恢复被禁修道院、恢复玛丽公主继承权、取消受《益权法》、修订国会选举权法、规范公职财务管理人员、停止圈地、恢复旧有的宗教节日、谴责解散小修道院、谴责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减税或免税、清君侧等。总体看，骚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536年10月初至12月初）。这一时期，在林肯郡骚乱的影响和激发下，求恩者逐渐形成了九支武装队伍，教士、平民是骚乱的发动者，但贵族、乡绅成为骚乱的主要策动者和领导人，对北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们以阿斯克（Aske）为核心领导人物，以武力为后盾，同亨利八世政府派出的代表诺福克公爵等进行了谈判，骚乱代表先后形成了表达不满和诉求的《约克请愿书》《庞蒂弗莱科特陈情书》（24项条款），双方达成了休战协议。在骚乱的第二个阶段（1536年12月初至1537年2月），24项条款被骚乱代表成员呈送给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政府从消除群体骚乱产生的社会条件着手，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妥协，如允许骚乱者申诉不满，同骚乱代表和谈休战，对骚乱者的申诉给予积极的应答，对骚乱者宣告“大赦”等。但是，由于绅士贵族与平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差异，以及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相互怀疑的裂痕，在等待国王正式回复期间，北方各地骚乱没有得到有效管控，最终促使亨利八世放弃了承诺，残酷地镇压了各地的骚乱，包括阿斯克在内的骚乱领导人被处决。
    虽然亨利八世控制骚乱的努力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效果，但这场骚乱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震荡，使统治阶级不得不重视他们面临的种种危险，促进都铎政府调适了国家治理结构和相关政策，为近代宪政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英国社会转型步伐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二、转型时期公共领域的国民整体关注
    所谓公共领域，“是植根于生活世界，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以独立自主的公众为主体、以公共问题为对象、以实践话语为机制、以公众舆论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交往领域。它是一个批判性概念，蕴含了公共权力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1］在求恩巡礼骚乱中，北方社会的平民、贵族、乡绅、教士等社会各阶层以国民整体利益为名对亨利八世政府政策进行了评判，而亨利八世政府则对这种评判给予了反驳和纠正，这样就形成了政府与民众的对话与交锋，展现了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对公共政策的不同理解。
    在求恩巡礼过程中，骚乱者们以集会、投票、谈判、招贴、信件、公开辩论等公共领域表现形式表达了对政府政策的反对态度，展现了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存在价值和民众权力对政府的影响。一般来看，在公共领域，参与骚乱的各个阶层并不是以个体形式来表达不满，他们视自己为“平民的壮大体”［2］167，常常借国民之名、以整体利益为号包装自己，借以占领正义制高点和抢占话语权，但不论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他们确实从全体国民福祉考量的角度提出各方面利益诉求，并在公共领域中广泛使用了“国民整体”（commonwealth）一词作为这种诉求的表述形式，意欲阐明求恩行动是代表平民群众或者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这体现了北方自然法传统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是民众对关注政府政策、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批判和修正不良公共政策的一种实践模式。
    那么，当时语境下的“国民整体”在骚乱者的头脑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呢？布什教授给予了剖析：“它包括（国民）财富、和平、司法中立和通过维护前沿防御系统保护王国。实际上，所有一切都与保护国民的物质财富和身体安全相关。”［2］18“国民整体”观念在林肯郡骚乱爆发之时既已为民众所提出，以全体国民福祉计就成为了林肯郡骚乱群众的基本共识，也是他们以较为和平的方式诉求的观念基础。比如，林肯郡骚乱者认为“国民整体”处于各种税收措施的威胁之下，在其条款中体现为：1536年颁布的《用益法》极大地增加了国王的封建税收，它被视为对于“国民整体”的巨大伤害和不适；1534年通过的十五分之一税和十分之一税、首年圣俸和什一税的宗教税，并不为年收入少于20镑的牧师所支持；财政上不公平的负担和解散小修道院，实际上是出身低微的克伦威尔等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的。此外，解散修道院的行为不仅仅是违背了基督信仰，而且使王国贫困，造成了对“国民整体”巨大伤害；林肯郡主教应该对褫夺教区教堂和削减其数量负责等。林肯郡骚乱之所以短短几天内就集聚了2.2万名骚乱民众，并大量抓捕补助金征收委员，就是人们担心“国民整体”受到伤害的一种强烈反映。因为，民众们害怕被视为整体利益的教会的珠宝、财富被掠夺，害怕因承担过重缴税义务而陷入极端贫困［3］705∶1。在林肯郡民众要求以条款形式被拟定出来之后，乔治·斯坦斯当着上诉绅士们的面公开地大声宣告了这些条款，他和郡治安法官面对平民说：“先生们，你们看到我们一直缺席你们的集会，不是我们无所事事。你们好好看一看这些条款，认为怎么样呢？如果它们让你们很满意，请表示赞许，如果不是，它们将会被修订。”然后，平民们举起双手，高声呐喊道：“我们喜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