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松、王云龙:求恩巡礼骚乱的国民整体关注研究(2)
林肯郡的请愿条款成为《约克郡请愿书》的直接蓝本。1536年10月15-21日,在里奇蒙郡、坎伯兰郡、威斯特兰郡、北兰开夏郡、约克郡的北赖丁、达拉姆主教区和诺森伯兰郡等地相继发生骚乱,根据参加求恩巡礼的牧师伯纳德·汤利和罗伯特·汤普逊陈述,这些地区骚乱的诉求涉及基督教信仰、解散修道院和国民整体福祉等问题。罗伯特·汤普逊指出,国民整体福祉问题和基督教信仰问题同样重要[2]10。而在肯德尔和登特召集北兰开夏民众的两份公告中都强调了对国民整体福祉的担忧。其中一个指出,议会的一些法案已经令国民贫穷,所以应该捍卫基督教信仰和国民福祉[3]892∶1,2;另一个指出,要拯救信仰,维护良风益俗,抵制那些法案,否则,他们将毁灭国民福祉[5]49。10月27日,在政府与骚乱代表的谈判中,求恩者向诺福克公爵提出了五项条款:其一是要求大赦,其二是维护基督信仰,其三是维护教会及其自由权利,其四是恢复与普通法和王国国民福祉相关的1509年《用益法》,其五是强调了对克伦威尔等人的不满。12月2日,求恩巡礼队伍在庞蒂弗莱科特召开的会议上,为使陈情书全面体现国民真实意图,“伯爵、骑士、侯爵和平民被指定参会决定详细的条款”[6]340。在《庞蒂弗莱科特陈情书》中,同样围绕两个关键点陈述了国民的忧虑与愤怒:一是基督信仰受异端威胁,二是国民整体被暴政所压迫[3]136∶1。 在骚乱情境下,张贴和散发传单成为表达公共关注、号召公共参与、规定整体行动的一种重要交流手段。聚集的观众参与到讨论和批评之中,争论政府政策的合法性,有利于形成一种“公众行为”。求恩者利用传单这种交流模式传递“公共舆论”,扩大了“国民整体”观念传播和影响。例如,一份以阿斯克名义写的信被钉在教堂门口,信中痛陈“国民整体”的衰败,号召民众反对异端,保护王国[2]197-198,这封信充分激起了民众情感,约克郡北部的大部分平民百姓被召唤集聚而揭竿而起。另一个具有谣言性质的传单则指向了政府新税政策,该传单宣称“除非将贡金支付给国王,否则没有任何婴儿能够获得洗礼仪式的祝福”[5]49-50。此外,在求恩巡礼骚乱失败后,仍然有大量的传单表达各式想法和鼓动再次行动。 除了传单外,信件也是公共领域互相传递国民整体意志的媒介,通常它会被以大声朗读的方式进行传播。例如,林肯郡骚乱的第二天,一位盲牧师在路斯听到一位修道士生气的读着一封信,宣称“国王的意愿是在六公里范围内永远应该有而且只有一个教区教堂存在。”[3]973大约同时,赫西勋爵收到一封信,希望他为了上帝、国王和国民福祉支持平民,并且告诉他,如果他拒绝了,“平民将全部赶来并视其为彻头彻尾的敌人而抓捕他”[3]539。使用信件传递信息也是罗伯特·阿斯克的一种重要手段。1537年1月,他以信件的方式向国王施压,“正如我所报告的,一个乡村的平民已经在其他乡村和地区张贴传单”[3]136∶1。由于有良好的送信渠道和使用马匹通信,当时的信使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骚乱在公共领域的传播因之迅速扩大、延伸。据阿斯克陈述,骚乱第一次从林肯郡扩散到约克郡时,马什兰德的平民在“已经获得了林肯郡的条款”后进行集会,他们的要求明显地参照了林肯郡的书面文档[6]334。而在伦敦,求恩者的抄本也被广为传布,那里的每个人都有获得消息的机会[3]406。在南方,信息传播呈现了新的形式,反叛者领导人寄出了大量的文件甚至很快得到了印刷。如罗伯特·阿斯克向诺福克的一位绅士寄出一份誓言副本,并安排他相信的人,将这件事在南方地区广泛迅速传播[3]369。在威赛斯特郡小城布鲁姆斯格鲁弗,一封阿斯克所写说服百姓以求恩之名反对国王的信得到了传播,有一个叫理查德·帕克的农民听说了这封信,就想方设法地追随那些已经读过这封信的人的踪迹,然而,在他可以追踪到这封信亲自阅读之前,这封信已被上交到有关机构[3]1292。 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只有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7]。历史地看,亨利八世大刀阔斧的改革具有进步意义,但在社会剧烈转型、阶层分化严重、社会矛盾集中尖锐的关键时期,他在宗教改革、政府革命过程中更关注和维护的是自身利益、王权利益、对外利益、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社会财富短期内被国王、贵族商人、新崛起的乡绅当政者攫取,阶层间资产和财富分布不均衡造成巨大心里落差,而且政府对与普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事务建设、思想建设则设计不足,措施滞后,甚至利益受损,这无疑让他的政府在民情、民意、民心方面失了分、做了减法。求恩巡礼骚乱起因于国民整体福祉受到侵害,骚乱既是维护个人权益,也具有普遍抗争意味。 三、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求恩宿命 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是地域内整体国民利益的集合体,而最高首脑则是整体国民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都铎时期的英国,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还不完全具备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内涵,但是这一时期英国的国家形态无疑已带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某些特征,很多学者用“民族君主国”一词来表达。英国学者J·J·格雷德认为:“这些民族国家是什么样的呢?或许我们能这样说,她们是国家或国土,其拥有强有力的统治者。在这些国家内,人们感觉归属于这个国王而不是归属于一个城镇或某个省。核心的统治者已诞生,他比这块土地上最强大的贵族更强有力,即使一些人仍对统治者的权力提出质疑。”[8]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被贵族承认为最高军事首领的国王摇身一变,以民族的代表出现,打起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帜,从贵族的圈子里抽身出来,成为超然于整个国家之上的专制君主”[9]。这样的民族君主国是后来民族国家的雏形,它代表着国家在中世纪向近代早期过渡时期的进步与发展。恰如恩格斯所言:“日益明显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10] 都铎时代,英国君主正是这种进步力量的核心要素。从亨利七世开始,对内以扫除封建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强化内部主权为己任;对外则以剔除教会干涉和法、西骚扰,实现能够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国家事务为重心。亨利八世则进一步用宗教外衣包装了自己在民族中的至尊地位,强调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理应得到人民的效忠,国王从来没有令人民厌恶,反抗君主的行为不仅仅是犯了叛国罪,而且是冒犯上帝的一种罪恶。 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君主权力不但是真实的而且也有想象的成分,更有深藏于心的敬畏和神秘,民众需要保持君王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其权力的优势性需要得到尊重,人民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国王的领导,每个人和每一件事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任何想要夺取他人位置的企图都会导致混乱[11]。这种命定式的安排,被教会宣扬并扎根于人心。因此,无论是林肯郡骚乱还是求恩巡礼骚乱都注定是以希求开恩的心态向君主诉求普世关怀,而所有不满都倾泻和诿罪于政府大臣及其行政执行者。1536年10月3日,由罗伯特·提尔维特爵士等贵族签署的信就明确表达了对国王的忠诚,希望得到国王的理解与信任,并愿意为保护国王和王国而听候国王的指令。阿斯克将骚乱定名为求恩巡礼,并公开张贴其宣誓的内容以阐明自己的态度,贯彻自己的思考。阿斯克强调:为了全民福利,你们不但应该加入“求恩巡礼”,而且为了全能上帝的信仰和神赐的教会,要保护国王及其后代,纯净贵族,从国王身边和枢密院驱逐一切恶棍和邪恶大臣[12]。阿斯克的声明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克伦威尔等人,却非常相信而且一直相信国王仁慈与伟大。10月15日,阿斯克在《约克请愿书》中没有提到任何对国王的不满。在《庞迪弗莱科特陈情书》中,也找不到针对国王本人的任何词句。阿斯克的这种想法得到了骚乱各阶层的认可与支持,带着忠君的诚意,他们意欲通过保护国王而实现民意。但是,都铎王朝的君主们“鉴于他们之前的 15 世纪的经验,即希望人们赞同,又期待人们顺从。他们将反叛活动视为对社会乃至对王朝统治的最严重威胁,无论是被约翰·福迪斯丘爵士在15世纪70年代称为‘强悍之人’所煽动的起义,还是心怀不满的乡村雇工酿成的起义,都是如此。良好的秩序被认为是维持稳定统治的基础。”[13]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