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移民史，常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一种是把中国移民史视为中华民族海外发展史，着重研究华侨与祖国的关系，强调华侨的爱国主义传统；另一种是将中国移民的活动，放在移民所在国的历史中考察，着重研究华人成为所在国社会组成部分的过程，强调华人对所在国的贡献及其在当地的生存权利。大体上说，我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多持前一种看法，战后世界各地新一代华人学者则多持后一种看法。这两种看法自有其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分别从两个不同角度集中反映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某个重要侧面，这对人们全面了解海外华人社会及其曲折的发展过程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毋庸讳言，这两种看法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只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移民史这一复杂的事物，这就难免不限制着人们的视野，影响人们认识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近代中国移民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即从世界史角度开展研究。这样做，可以开阔视野，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扩大思维空间，从世界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移民及其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并对华侨、华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以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
    一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近代中国移民史和世界史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大家知道，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仅从唐代算起也有一千多年，但大规模迁移海外却是十六世纪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据一般估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出国人数累计超过一千万，平均每年在十万人以上，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①从中国历史上看，近代中国移民，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都是前所未见的。
    但是，人们只要把目光从中国转向世界，便不难发现这种大规模移民的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早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便已先后在美洲建立起殖民地并向那里大量移民。从那时起至十八世纪末，已有两百万以上的欧洲人移居到新大陆。②十七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已开始在非洲兜捕黑人，将他们变成奴隶，贩卖到美洲各地去从事种植园和矿山的繁重劳动。某些西方学者不承认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是移民，这是一种偏见。其实黑奴也是移民，只不过不是自由移民而是强迫移民罢了。非洲黑人移民的人数，从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据估计，不少于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六百万，③形成了近代世界移民史上的第一个移民高潮。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即在中国人大量移居国外的这段时间内，欧洲又有将近六千万移民涌向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等地；④印度约有三千万人出外谋生，主要移至南亚、东南亚、西印度和南非一带；⑤日本约有一百多万人迁至美国和中国的台湾和东北。⑥此外，在俄国境内还有七百万人从欧洲部分迁至亚洲部分，⑦欧洲内部也有两百万以上的人口在流动。⑧在这一百年间，世界人口的迁移总计约在一亿人以上，形成了近代世界移民史上的第二个移民高潮。⑨由此看来，大规模移民乃是近现代史上的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近代中国大规模移民不过是世界性大规模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人数上看，中国移民仅占世界移民总数的10％左右。从时间上看，中国人大量出国的现象仅在近代世界移民史的第二个移民高潮时期才出现。在此之前或之后，人数都不多。从分布区域上看，近代中国移民虽然遍布全球，但绝大多数仍集中在东南亚。那里既是中国南部周边国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和半边缘地区，中国移民人数甚少，那里是白人的天下，中国移民和其他亚洲移民一样受到白人的歧视和排斥，难于立足。
    近代世界大规模移民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开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洲向全球扩展所引起的。欧洲产业革命完成和科学技术与卫生事业的发展，首先使欧洲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1750年欧洲总人口不过一亿四千万，到1900年已增至四亿。⑩欧洲人口的绝对增长是欧洲人口大量外流的前提条件，而其直接原因则是欧洲人口的相对过剩。而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积累必然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不变资本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这就使得大量破产农民和小生产者在失去生产资料之后无法就业而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提供产业后备军，所以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虽然如此，相对过剩人口在数量上不是没有限度的，它超过了社会所能承担的限度就必然引起人口外流。1650-1900年，欧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由18.3％上升至24.9％，（11）与此同时，欧洲约有三千万移民迁至新大陆。
    资本主义发展在欧洲造成人口相对过剩，但是，在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即资本主义的对外掠夺又引起劳动力的大量需要。这是因为，无论对美洲的开发还是对亚洲原料的掠夺都非有大量的“活的劳动”不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竞争日趋尖锐，它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大量相对过剩人口便作为国际移民涌向美洲和大洋洲等地。1900-1915年，欧洲国家平均每年外迁人口达一百五十万，比十九世纪中叶每年外迁人口平均数多四倍，（12）而亚洲广大地区这时也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被西方国家以契约劳工等形式拐骗到他们的殖民地从事农业、矿业和建筑业劳动。（13）这样，欧亚两大国际性的移民洪流汇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世界史上空前的移民高潮。近代中国移民正是后一股洪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近代世界移民和古代移民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古代移民是由于生产力低下，无法养活更多人口而被迫迁移的，而近代移民则是在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马克思指出，古代国家之所以不得不移民是“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生产力不够发展”，而近代移民“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马克思说，近代移民“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14）第二，古代移民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情况下出现的，它带有局部的和偶然的性质。近代移民实质上是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带有全球的和经常的性质。
    由此看来，近代中国移民作为近代世界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在产生它的总根源上，还是本身的性质上都已和古代中国移民有所不同，它的历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欧洲移民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产物。它是欧洲各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欧洲向外扩张的需要；近代中国移民的情况则与此完全不同。大家知道，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资本主义仍然处在萌芽状态，未能进入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因此，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那种向外寻找黄金、白银，掠夺殖民地并向殖民地大量移民的现象。相反，明清两代多次实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洋贸易，《大清律》甚至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州县同谋故纵处斩，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15）中国人民之所以大量移居国外，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此同时，东南亚半岛国家继海岛国家之后相继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澳大利亚和美洲发现金矿，美国和加拿大正在修筑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到处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殖民主义者的武力威逼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60年10月的《北京条约》，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作工；1866年的招工章程条约，予英法以在华招工的权利；186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答应两国人民来往和居住“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使美国在中国掠取劳动力合法化，等等。后来中日甲午战争又“给古老中国以致命打击”，使“旧有的小农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于是千百万人“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16）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移民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并不是中国社会本身正常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不是什么中国对外扩张的需要。恰恰相反，它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扼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限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果，也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劳动力掠夺的结果。中国近代移民的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近代中国大量移民的出现在时间、规模、数量、流向、方式等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由中国所决定，而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进程所制约。而且，中国近代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变化也不能不直接为所在国和所在地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进程所规定。
    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对世界移民的历史不能不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继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崩溃，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和格局，给予中国移民社会以空前深刻的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古代中国移民是封建时代的国别性或区域性的移民，当时的世界尚未形成一个整体，因而一般说来也不存在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移民的问题；但近代中国移民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移民，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获得世界性胜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冲破旧的地区樊篱，把世界各文明中心联成一体，形成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而中国移民本身在实质上也已作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流动。到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说明：近代中国移民史是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世界近现代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移民史和世界史存在的这种内在联系，需要我们去深入探索，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提出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的理由和客观的依据。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也是现时代实际生活的需要。
    中国正处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经济的国策。新时期新国策要求我们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全球战略高度来考虑和处理各项重大任务。当前，生活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三千万中国移民及其后裔80％以上已在近二、三十年内先后加入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涉及中国和周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打破历史上形成的那种单纯从中国角度看待华侨的旧观念，而要从世界角度和我国对外关系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有关华人、华侨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海外华人生存条件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华人、华侨所在国的不同国情和他们的不同处境、地位和作用等等；同时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广大华人、华侨的利益与所在国人民的民族愿望之间的关系，以便寻求恰当的途经使广大华人、华侨有可能在促进所在国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在发展所在国经济和支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中国移民的90％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当前，东南亚各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正面临着建设民族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历史任务。两千多万华人、华侨在东南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虽只有5％左右， 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却是不可忽视的。据某些学者估计，1975年东南亚华人资本额高达一百六十六亿美元。（17）泰国70％的非农业劳动力和90％的技工来自华人社会。（18）由此可见，调动华人、华侨的积极性，把他们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用于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是摆在东南亚各国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移民史可以使人们看清中国移民和西方殖民的本质区别。既然中国移民不是征服者和殖民者，他们和当地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和遭遇，也有过自己的贡献，那么，在他们已选择了所在国作为他们永久居住地的今天，和当地各族人民通力合作共同发展所在国民族经济，建设民族国家便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只要给予华人公民以公平合理的待遇，就能使他们对所在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移民社会正经历着中国移民史上最深刻、最激烈的变化。两千多万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脱离中国国籍，变为所在国公民，这在中国移民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海外华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除了需要着重研究和体察当地的社会条件外还需要从世界移民史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把握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由此可见，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移民史是现时代多方面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有助于开扩人们的眼界，克服头脑中过时的狭隘观念，从大局着眼，寻求彼此互利的共同发展途径，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也是现实存在的为各方所关注的移民问题。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也是本学科发展所要求的。
    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了整体化和综合化的趋势。这是人类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深化，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本学科要发展，就要符合这一趋势，考虑当代科学发展的要求。
    我们提倡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并不是要否定从中国史或所在国历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的作法，而是要在充分肯定前两者所获得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国别史或地区史的界限，把近代中国移民史放到世界移民史中去考察，放到世界近现代史的总过程中去考察，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做，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要求，有助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发展，因而也是本学科发展所需要的。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并不只是观察角度的转换和观察范围的扩大，它涉及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和传统的从国别史角度进行微观和纵向研究的方法不同，从世界使角度研究中国移民史是一种宏观的、横向的研究方法，它强调从全球历史的整体和全局出发，通过横向的比较研究去探索历史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揭示出中国移民史内在的规律。可以预料，把这种宏观的、横向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微观的、纵向的方法结合起来，必能开阔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使这门学科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