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材料中的李姓“小刀会匪首”即广东人李少卿，也即第二份材料中所说与周立春交往的“上邑闽、广匪”之一，他在嘉定起义前已经返回上海。从两份材料看，李确曾“纠合过周立春”，并有意引周立春势力至上海，但并未实现。
    为论证周立春与刘丽川的“联盟”关系，论者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县小刀会起义后次日，周立春就亲率4000人大队赶来支援。其出处为《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咸丰三年八月初六日记事：“初六日，青浦周立村(春)率兵四千来上海，见闽、广两党不和，遂去。”(24)罗尔纲撰《周立春传》进而认为“地主阶级分子”写的“见闽、广两党不和，遂去”乃是歪曲事实，故采信《北华捷报》(1853年9月10日第163期)所说“大批从嘉定和青浦来的人，在周立春的率领下加入广东帮的战斗队伍”的报道，坚持使用如下表述：“上海义旗一举，立春亲自率领嘉定和青浦的起义农民四千人前来加入刘丽川的战斗队伍。”(25)周立春队伍哪怕真到过上海，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支持说他们参加过当地战斗。而对于到过上海的说法，至少仍有两点值得怀疑：(1)八月初三攻嘉定城之起义军人数，从“百余人”到“三千余人”，记载不一，郭豫明经辨析取“大约是二三千人”一说。(26)占据城后，城门及各水旱关口不容有失，防守需人，即使曾召集乡民、扩充兵力，周立春也不可能在极短时间抽调4000人队伍赴援上海。(2)有不少材料表明，嘉定政权成立后，周立春虽封“提督本标全部大元帅”、“统理军机”，实际上并未坐镇嘉定县城，而是一度返回青浦黄渡老巢，(27)在嘉定指挥攻防及北上太仓者实为“元帅”王国初、“军师”杜文藻等人。(28)周立春直接领导的军事行动是八月十五日(9月17日)率队攻占青浦县城，人数则不过“四百余人”或“五六百人”，且俱为青浦土著。(29)因嘉定城防吃紧，王国初“遣人至黄渡迎立春复嘉定，筹战守，立春许之”，十八日(9月20日)返嘉定“劳军”，次日吴县知县丁国恩即调兵攻城。二十日城破，周立春被捕，旋解往苏州遭杀害。综上来看，周立春本人很少直接带兵，而且喜在青浦老家活动，说他曾带4000人大队至上海，实难凭信。
    另外，还有两点不能不提：一是占领嘉定后起义军以“义兴公司”的名义发布告示，一是清军后来从周家搜出“明帝朱洪竹”等红色牌位。郭豫明据此认为，“周立春与刘丽川相接纳才入会，而刘丽川原系天地会，周立春加入的是天地会，也可理解”。(30)笔者对此看法有所保留。周立春与刘丽川有无直接联系，前文已有论证。他从李绍熙处了解天地会的情况是可能的，然而作为新成立的农民政权借用天地会组织的一些形式，与周立春是否正式加入天地会以及嘉定、上海两地政权是否同盟关系，仍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
    二、周立春与罗汉党关系的几点辨正
    现有研究著述凡论及“嘉定人民武装起义”，一般表述为两次：第一次为七月十三日(8月17日)占领嘉定县城，毁坏县署，释放被监犯人；第二次为八月初三日(9月5日)二度占领县城，发布“义兴公司”告示，成立革命政权。第一次行动由罗汉党人发起，所解救者亦为罗汉党人。而有论者谓罗汉党事先“同青浦周立春等商议，准备冲入县城，直接将徐耀等人救出”；(31)亦有人谓这是“周立春与上海县城内的小刀会建立了联系”后的主动出击，“他联络嘉定的罗汉党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攻入嘉定县城，救出罗汉党首领徐耀等人”，“周立春参加天地会之后，于1853年8月联络嘉定的罗汉党发动了武装起义，攻入嘉定县城，救出罗汉党首领徐耀后，马上撤离”，等等。(32)
    罗汉党是以嘉定南翔为基地的会党，于1853年夏间由陈木金、徐耀等人创立于南翔仙师庙(又名仙水庙)。该庙主持胜传被俘后曾供称：“上年(咸丰三年)六月，有素识的南翔人徐耀等二百人到庙，同僧人结拜兄弟，共二十余桌，僧在第十桌作主，盟帖上第八名，叫罗汉党。”(33)其党有500人，按佛教“五百阿罗汉”之说得名，“散处彭安庙、陈典、真如地方，横行南翔镇上，械斗杀人，不一而足”。(34)当年陈木金、徐耀分别因盗劫举人王鑅家和南翔大德寺主持贯之被官拘捕，囚于木笼，在县衙前示众。七月十三日(8月17日)，罗汉党张昌寅、封洪等聚集乡民千余人，持械拥入嘉定县城，一举救出陈、徐等人，又释放监犯，抢毁县衙，知县冯翰逃遁不返。据后来署理知县的郑扬旌报告：
    窃照嘉定县前有贼匪陈木金，纠约五、六百人创立罗汉会名目，到处抢劫，经事主举人王鑅禀控有案。冯令拿获，供认不讳，并起由原赃，与僧贯之案内抢犯徐耀等一并收禁。该匪党纠约多人，于上年七月十三日进城劫狱，将陈木金劫回，复到县署搬抢银洋。(35)
    徐耀的同案犯孙渭也趁此出狱，并参加了第二次嘉定起义，于嘉定城破后再度被捕。他在供词中承认：
    今年二月二十九日，徐耀起意，纠约小的同朱裕、陈显、顾寅芳、甘渭，还有不识姓名二十余人，往抢大德寺僧人贯之之家伙什物。僧贯之报案，于三月初三日县差将小的并朱裕等获案，徐耀是初五日拿到的，俱装木笼。七月初三，有张昌寅纠人，把徐耀并小的六人在木笼子内劫出。张昌寅复纠小的们多人劫狱，抢毁县署。(36)
    七月十三日知县冯翰出逃，逗留省城，“自是县无令尹者十余日”。(37)嘉定县城实际处在无政府状态，迟至七月二十七日(8月17日)镇洋县知事郑扬旌始被派兼理嘉定县事。在此期间，南翔罗汉党又两次进入嘉定县城。据郑扬旌报，“该匪等以官不回任，复于十四、十七等日，两次进城，愈肆抢掠”。(38)对于罗汉党的作为，时人也留有详细的记载：
    十三日，嘉定乡民与南翔罗汉会纠集千余人，手持器械入城，将监犯及木笼示众之犯尽皆劫去。县官逃避民间，署内银钱衣饰尽皆抢去，家伙什物尽皆毁坏，一无完具。
    十四日，复又来六七百人，向典当要去钱六、七十千文。
    十七日，又来千余人，盘踞四门，竟有头目出面要饭食钱，并要州道宪安民告示。因此又给钱二百钱文。捕厅出示，始行退去。(39)
    上述三方面材料可以互相印证，其中都没有涉及周立春。考虑到周氏为八月初三嘉定起事首犯，如果他与七月十三日劫狱案有关系，在官、在民都不可能一点不提，故可确定“十三日嘉定县乡民聚众入城，拆署纵囚，十六、七日又至，人数愈众，各持器械”(40)等情，实是罗汉党单独行动，周立春并未参与。
    有关罗汉党与周立春的结合，诸成琮《桑梓闻见录》记：“徐耀等自木笼出，即归烈春，约有五百余人。杜文藻、孙万堂谋曰：我众已聚，势不可散，嘉定无备，可袭而取，然后徐议所向。”(41)《黄渡续志》记：“耀既出狱，即至黄渡，约立春克日起事，立春尚犹豫不决，杜文藻、孙万堂等力持之，遂定。”(42)已有著述多据此展开，认为陈木金、徐耀等出狱后，立即依附于青浦周立春势力，又经周氏周边幕僚策动，遂定计大举，罗汉党、周立春及闽、广籍小刀会众经过集会拜盟、祭旗举事，由此“将嘉定、青浦、上海等地的反清力量聚集在一起，为在嘉定举行起义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际步骤”。(43)然而，这样的叙事过于简单，并有失实之处。这里有必要详引兼署嘉定知县郑扬旌的一份禀报：
    该犯自知身犯重罪，即逃至南翔，口称此番打枪，必有大兵前来会拿，非鸠集多人帮助，断无生理。遂串通该处地棍王姓、孙姓等，四处纠合，约有一千余人之多。该犯陈木金复往上海，求闽、广人前来入会。即于七月二十四、五、六日，在南翔庙，宰杀猪羊，祭旗宴饮，歃血为盟，名为齐心，亦称三刀会。各人头扎红巾，跪伏地下，不知口作何语，经数时之久才立起来。观者胆裂，闻者心惊。并闻前月十七日纷纷进城滋闹，该犯亦在其中，且口称抢掠大户，由嘉定到太仓，一路打枪，投奔江宁贼营而去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