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审周立春其人及与地方政府关系
    那么，周立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周立春(1814-1853)，青浦县四十五堡八十九图塘湾人，世代农民，原充本图地保。(56)在时人记载中，多有“青浦巨滑”、(57)“素以智术笼络其乡人者”、“以豪滑横于乡，乡之桀黠者皆依之，官弗能问”等描述。(58)看起来，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靠个人能力在地方拥有权势的豪强一类人物。
    关于周立春领导抗粮斗争的背景和过程，先行研究已有非常详尽的交待，(59)此处只是再稍微补充一点材料，以便观察起义前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咸丰二年(1852)，青浦知县余龙光下令追征道光三十年(1850)前已奉诏豁免的钱粮，又囚禁催收不利的粮差，因而引起反弹。此项钱粮以“县境东北乡黄渡及塘湾数村欠数最多”，周立春遂“起意聚众赴县打闹挟制”。他串联邻图地保，嘱令各自纠人，并放言“有不愿同往者派令出钱，给同往之人作为饭食费用，如敢不允，即行放火烧屋”，最终敛钱六十余千文，纠集300余人。五月十九日(7月6日)，周立春率此300人，“分给每人饭钱二百文，一齐进城”，至县署大堂哄闹，并将余龙光打伤。不久余龙光撤任，李初圻代理县事，其缮发告示，谕令乡民将周立春捆送，并委新泾巡检钟集祥分贴。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周立春复纠四五十人冲击巡检衙门，并向武生任琳、监生任文蔚、任大文敛钱，未遂。二十三日，他率五六十人前往任琳、任文蔚家“放火抄抢”，所抢衣物钱财“收存公用”。九月初三日(10月15日)，他“又挟龚秀为县差眼线，并任尚宾即任琳帮官引拿之嫌”，带人将龚秀、任琳房屋烧毁，并烧毙龚秀幼女一人。
    九月初六日(10月18日)，知县李初圻带领兵勇往拿，周立春等集合四五百人，“或带枪械，或系徒手，同出村外，适兵勇赶到喊拿，周立春喝令各犯放枪拒殴，轰伤乡勇梁锦华殒命，其余乡勇间有受伤，仍奋力扑捕”，周立春方面因伤毙命19人，被捕8人。次日，苏州府中军参将钟殿选又督带兵丁，会同青浦县往捕，拿获3人，周立春本人潜逃。此后，“因周立春等骤难弋获，将兵撤回归伍，由该府县购线躧缉”。(60)
    直至咸丰三年七月，周立春实际一直都是朝廷通缉的逃犯。他之所以能一直逍遥法外，除了他和手下多为青浦本地人，有地利方面的优势，还因为抗粮拒捕的事迹为他在民众中赢得威信和号召力。就连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以黄渡为薮窟，与嘉定固接壤，抗粮玩法，聚党日众，先是大府檄兵搜捕未获，益肆然无忌”。(61)聚集在周立春周边的农民队伍越来越多，“遂视官民为不足畏，以周立春为可以依附，相率抗粮，盘踞勾结，不服拘拿”。(62)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当时清廷军队专顾太平军起义而不暇，“苏、松、太仓官兵调出防剿，本地空虚”(63)，没有对青浦地方的一撮“土匪”投入兵力，而府县衙门的勇丁人数和战斗力都极有限，镇压周立春这样的地方武装尚嫌不足。
    周立春确有强横的一面，但由“聚众抗粮”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其跨度仍不可谓不大。前文对周立春是否加入天地会及与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否“联盟”关系有所辨析，对此产生疑问的一个原因是笔者看到收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的几条官方材料，它们对嘉定起事前后周立春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有所反映，但让人奇怪的是，已有的研究著述似乎从未正面处理过这些材料。我想，可能的原因是，这些材料透露出的周立春与那个“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农民的反抗精神”(64)的革命家形象差距太远。兹将其录于下：
    (1)[八月]初二日局函
    青浦抗粮聚众之周立春，现愿投诚报效，已奉抚宪札饬，妥示抚勗。兹经绅士前往晓谕，如果真心，准予免究前罪，随营效力。惟闻周立春以所聚之人率多土著，若调往别处，恐迁地弗良等语禀及，是以又经往谕矣。
    (2)青浦耆民马大成等禀(原注：八月初十录)
    周立春充当地保，舆论素洽，上年因案逃避。今春粤匪窜扰金陵，恭奉上谕，饬令各处自行团练，守望相助，其自行团练，系保卫乡闾，一遇贼匪，即行合力歼擒，则捍御之攻，亦与效力行间同其赏赍，奉宪钦遵分别谕饬地方绅董举办，晓示在案。并有身[免]犯刑章，奉大宪奏准，宽免收录，以备驱策等因。东北乡民心未安，自奉晓谕之后，周立春之兄子即遵谕出劝该乡民，各自团练保卫，得以土匪不致蠢动，守望相安。即奉劝助军饷，亦为辗转劝导有力之户，竭力输将，地方大为得益。伏念前案，周立春等身为地保，先经失于约束乡民，固属咎无可辞，现在其子敌忾情殷，在乡团练，以御外侮，冀赎父愆。可否邀恩详情转奏，网开一面，予以自新……全乡感顶上禀。
    (3)青浦县禀(原注：八月十三日录)
    现在上海、嘉定广匪、土匪纷纷窜扰蠢动，奉闻卑县乡民滋事，案内奉饬缉拿之周立春，匪等约之入伙。周立春久有悔心，坚不从匪。缘周立春先行犯案逃避，嗣因颁贴告示，恭奉谕旨，饬令各处自行团练，并闻宿州招募壮勇案内，有愚民身犯罪名者，曾蒙恩旨。既知感惧，力图报效，亦何不可赦其既往，予以自新等因。是以周立春亲属子侄即在乡团练乡勇，保护闾里，土匪不致窃发。经该处耆老马大成等以闾阎受益，代为环求乞恩自效。卑职窃以事在权宜，当经允其转禀，若将周立春许其出力免罪，当更奋勉自效，实于地方有益等语。(65)
    从上面的材料可知，嘉定起事前，周立春向官府表示过“投诚报效”的意愿，据地方绅士禀请，其在乡亲属子侄亦愿劝助军饷、团练乡勇。青浦县有批曰：“周立春等亲属，因见钦奉谕旨，饬办团练，即有身犯刑章，亦准收录等因。是以出力，约同乡民团练保卫，冀赎罪愆。既据尔等联名环求，代为乞恩，自当俯顺舆情，准即据情转禀可也。”(66)
    亲历嘉定之变的地方人士也说过这样的话：“周立春自上年拆署拒捕，严缉未获，居心尚无叛志，实官逼致变，听其指挥者，不过数千人，皆系农民，因逼近上海，勾通建、广匪徒，乘机观变。”(67)由这种“乘机观变”的心态，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会出现前文提到的情形：罗汉党往青浦鼓动起事，周立春“尚犹豫不决”；广东人李少卿返回上海时曾约周同往，周亦“许而未去”。周身边其实不乏胆大者，如“宝山文生杜文藻以漕事褫衣衿，有谋叛意。嘉定人孙万堂，平日好大言，托知天文地理，咸归烈春，劝以起事”，然而周“犹未敢也”。(68)
    嘉定、上海相继起事后，官方曾派人邀集绅士于八月初十左右赴青浦说降周立春，周表示：“上海、嘉定相招，伊并不从贼，今蒙谕示，拟往疁城讨回新泾司钟老爷以明迹……伊本欲投诚，因丁大老爷禀其在嘉从贼，上海又禀亲见伊身穿黄袍，在沪办事。伊并无分身之术，而被诬如此，百喙难辞，只好来生图报等语。”(69)“新泾司钟老爷”即新泾巡检钟集祥，“丁大老爷”即吴县知县丁国恩。周立春的话在官方看来难免有“逆匪狡狯”的一面，但至少反映了他本人投机观望、两面依违的情态，更说明他与上海小刀会的关系绝非我们惯常所认知的那样。平情论之，这种“狡狯”符合周立春作为农民出身的乡里强人的本性。他的行事风格明显不同于徐耀这样的土著会党，也不同于王国初、李少卿这样的客籍游民。八月十五日，据松江府禀：“卑署府已遣人前往剀切晓谕，劝令投诚自效，免其治罪，果能杀敌立功，一体保奏请奖。及反复开导，该犯颇有悔罪之意，现在已与闽、广匪徒绝迹。其意终虑到官治罪，不肯自投。”(70)不久，青浦县城被陷，周立春终于选择了铤而走险的一条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一条不归路。
    上文大体按三组关系梳理了嘉定起义及其领导人周立春相关的一些史实，凡有与前说不同处已随行文一一交代，此处不再赘述。如果说从方法论角度还可以稍微小结一下的话，笔者承认本文利用的史料不是什么新的，只是在利用时注意了一些问题，包括史料形成时间的先后、相近内容史料间的因袭和变异关系、史料作者的身份背景以及不同类型史料的表述侧重(如地方志史料较狭隘的本土观念与整体历史视点的差异性)，等等；相应地，从史料中得出的结论不尽同于前说。当然，前辈学者在研究时未必对这些史料利用的基本原则缺少了解和应用，我想更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在于研究对象相对特殊，导致观念上画地为牢，割裂性地使用了史料。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现存的最大一个迷思，也是本文试图追问的，即历史上实际存在过一个囊括各股力量、形成整体布局的“统一的上海小刀会”吗？已有著述在讨论上海小刀会的源流演变时，也常强调土/客、闽/粤、上海/周边、农民/游民、会党/农民武装等复杂的关系，但在分析各种“起义”的性质时又不自觉地将之视同革命的“联盟”，比如“嘉定之变”与上海县小刀会起义便被未经反思地径直归为统一布置、彼此约定、相互支援的同盟关系，而其领导人也不例外地都属于天地会成员。类似的“联合革命”的逻辑还可以继续往外推，这大概也是多年来众学者前赴后继、孜孜矻矻地反复论证上海小刀会与太平天国关系而不厌的一个潜因。本文在南翔起事的领导人周立春身上花费笔墨，除了有考订史实、厘清误解的目的，同时更想贴近历史本来脉络来写“人”，而不是把他继续当作被某一解释框架规定或束缚的傀儡。(71)本文大致还属于较为传统的政治史视角出发的写法，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下往上看，并且有可能继续发掘基层史料，由上海小刀会各人物的个体命运和历史深入社会、政治诸层次，或许可以写出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作者简介：戴海斌，浙江绍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