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郭沫若又从生产工具的使用，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契机，继而论述奴隶在私家与公室的激烈斗争中砸断了锁链、井田制日趋瓦解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勾画出春秋战国时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过程。与此同时，郭沫若把当代和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进行了如下比较：
    “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下限是很明瞭的，绝对的年代是在周秦之际。假使要说得广泛一些，那么春秋战国年间都可以说是过渡时代。”（注：《青铜时代》第299页）“春秋在政治上的争乱的时代，在思想上是矛盾的时代，政治上的争乱是在求定，思想上的矛盾是在酝酿新的统一的。”（注：《青铜时代》第31页）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我们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隶制的束缚，想从那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战国时代是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注：《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是向着进步的，较前更高的阶段发展，纵然在发展中有些地方某个时期是黑暗、倒退的，类似历史上早期阶段的某些现象，然而这也决不是历史的重演。从目前的国际战争看来，“是作着全体战、歼灭战，可是参加战争的国家的性质、其目的等等，有哪一点和战国时代相象呢？在那个时代参加战争的是封建国家，是各诸侯国，而今天参战的有半殖民地而求生的中国，有和法西斯有利害矛盾的英、美，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共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在那个时代，作战目的和性质是相互争夺土地，谋商业范围的扩大，人民最终逃不脱诸侯的剥削和压迫。而今天从民主阵营来看，是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侵略，主张并维护民族独立，是一种世界各国各族参加的正义战争（而英美的参加是有他的目的的）；从法西斯方面看，是为了掠夺、奴役、征服其他各民族，剥夺国内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一种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注：李心清：《“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转引自严怀儒等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第309页）
    郭沫若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当代和历史的重大转变时期所进行的比较史学的研究，同“战国策派”信口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注：《甲申传信录》，《中国内乱外患丛书》）这说明小生产的农民眼光短浅，缺乏远大理想，一朝得胜便骄傲起来，追求享乐，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顺农民起义遂以失败而告终。
    郭沫若用这一血的教训告诉人民：由于我们党的组织基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构成的，因此在革命进程中，尤其在革命胜利之时，必须改造革命队伍内存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正因如此，《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问世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周恩来特将此文推荐给毛泽东，延安《解放日报》全文予以转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这篇论著。毛泽东还亲自致信郭沫若，对《甲申三百年祭》予以高度赞扬，并把它列为延安整风文件载入了史册。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还以巨擘之力推倒了历代反动派视农民起义军为“流寇”“盗贼”的诬蔑诽谤之言。他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科学地分析了明崇祯帝统治的十七年间，“内部已腐败不堪”，反朱明王朝的农民起义波澜四起，是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结果，这就回敬了国民党御用文人鼓吹的无耻谰言，即“明末东事”与流寇贼为二祸。
    三
    一九四一年，党考虑到文化斗争的艰巨性，决定进一步奠定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以使他统率进步文化界冲破蒋介石在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于是，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了隆重庆祝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专题文章，称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希望郭沫若“永远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注：《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这面中国新文化运动旗帜被公开了，然而他没有以文化泰斗自居，而是以谦逊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同史学界的人士探讨问题。
    四十年代，围绕郭沫若对殷周社会的重新评价，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热烈讨论。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夏代已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商代是青铜器末期和奴隶制占主要地位的时代，西周则是封建社会。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两本书中，认为夏代是氏族社会，并重申了“殷代奴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论”的观点。吴泽在《中国历史简编》中支持吕振羽的观点。侯外庐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认为殷代是氏族社会，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战国末至秦汉之际向封建化过渡，西汉进入封建制。胡厚宣指出，殷代已经产生了封建制度。周谷城主张的是，中国封建制度从西汉王莽起。只有翦伯赞、邓初民赞同郭沫若的殷代奴隶制新论，但又不同意他对周代社会性质的分析。尹达虽然支持郭沫若的西周奴隶制论，但仍坚持殷代是崩溃进程中的氏族社会的观点。如此等等，当时各家学说竞相争鸣。
    郭沫若认为，古代史分期的主要分歧是对西周社会的认识。为此他对《诗经》中的《七月》、《信南山》、《楚茨》、《大田》、《甫田》、《臣工》、《噫嘻》、《丰年》等篇作了进一步考证，生动地说明了反映在农业生产中的周代阶级关系。他还从《诗经》农事诗所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情况，论证了周代的社会性质。可是这时郭沫若看到“主张周代是封建制度的朋友依然照旧主张，”（注：《十批判书·后记》）于是他决心对古代社会做“一番总清算、总答覆。”（注：《十批判书·后记》）于是便产生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和《青铜器时代》这两篇力作。
    郭沫若的新作在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进一步激起了大家探讨问题的热情。各种学术观点的人，都在积极搜寻材料，深入钻研问题，力图完善自己的见解。郭沫若眼望这种研究风气，感到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