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这种研究风气更加深厚，郭沫若经常在文工会办学术讲座，毫无芥蒂地请翦伯赞、侯外庐、杜国痒等与己观点不同的史学家来讲学。郭沫若曾在翦伯赞讲学后，高兴地给他写信。信中说：“日前莅城讲学，旁搜博览，析缕规宏，听者无不赞佩，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郭沫若的这种作法，给当时的史学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使百家争鸣蔚然成风。
    郭沫若还与周谷城、容庚、吴晗、卫聚贤等史学研究人员，友好来往，相互切磋，使百家争鸣推展到更广阔的范围。
    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气氛中，史学界进一步研究了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近代史、南明史，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吴泽的《中国史简编》、《中国原始社会》、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华岗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以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纷纷问世了。我国史学研究取得的这些可喜成果，是与郭沫若的推动和影响分不开的。因而可以断言，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发挥着文化旗手的伟大作用，成为引领史学队伍前进的带头人。
    总之，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史学活动及战斗历程，无不与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联。正如周恩来所表彰的那样，郭沫若是“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有之的人”。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评价是，“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赞扬都是公允的。当然任何学者（包括一代学术大师）的著作都会有局限性或失误，我们是不必为贤者讳的。就郭沫若来讲，他的某些有失偏颇的学术见解，比起他的杰出贡献毕竟是次要的。事实上，郭沫若事业的继承者们，业已陆续纠正和弥补了他的某些缺陷。郭沫若在九泉之下，当会莞尔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