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受“欧洲中心论”的束缚？
    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虽然也一般地承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直接、重要的思想来源，但由于缺乏对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作具体、深入的考察，故而产生了种种误解。例如，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欧洲中心论”，这就不能不影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换言之，马克思在继承或汲取黑格尔学说中合理因素的同时，又深受其“欧洲中心论”（注：在西方所谓“中心论”有多种形式，如“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以及以欧洲某一民族为主体的“中心论”等等。为了便于研究，笔者统称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1）从批判的历史角度上看，批判与继承是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的。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合理因素继承的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他对黑格尔整个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从而也内在地包含着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的批判。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德国中心论”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世界主义”的深刻剖析上。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者们带有浓厚的“德国中心论”色彩的历史观，作了深刻的剖析：“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最后，硬说‘批判’、‘认识’即精神的活动能提供精神的优势，其实只是一种词句上的同义反复；而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径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195页。）
    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世界主义”已成为“欧洲中心论”的同义语。因此，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对“世界主义”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所宣扬的“世界主义”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这篇文章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马克思接下来指出：“德国人以极其自满的情绪把这个虚无缥缈的王国、‘人的本质’的王国同其他民族对立起来……他们在一切领域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活动所下的最高判决，因为他们到处都只能是观察者和监视者，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全世界进行审判……这种傲慢的和无限的民族妄自尊大是同极卑贱的、商人的和小手工业者的活动相符合的。如果民族的狭隘性一般是令人厌恶的，那末在德国，这种狭隘性就更加令人作呕，因为在这里它同认为德国人超越民族狭隘性和一切现实利益之上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反对那些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狭隘性和承认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民族。不过，在各国人民那里，现在只有资产者及其著作家中间才可以看到民族保守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5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尖锐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的“德国中心论”。他指责布鲁诺研究18世纪史是以“任意的虚构和文学胡诌为根据”，指出：“这些唱高调的、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们以为他们无限地凌驾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的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他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事件是历史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47页。）
    可见，马克思继承或汲取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因素，是不可能脱离开对“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形态的批判的。并且，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因素加以发挥和扩大化，因此，马克思对其所作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在逻辑上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欧洲中心论”或“日耳曼中心论”倾向的批判。
    （2）从方法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角度上看， 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必然拒斥“欧洲中心论”。
    首先，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要求人们在考察世界历史时，必须立足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因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52页。）这一事实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愈发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从方法论上看， 把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视为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必然会在逻辑上拒斥“欧洲中心论”。因为，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是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这一点，对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是“非常平等”的。而唯心史观则与“欧洲中心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当然，唯心史观并不直接等于“欧洲中心论”。唯心史观在分析社会历史的演变时是立足于社会的表层如意识、种族、国家等等，而这就很容易（在方法论上）把某一或某些种族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优势”抽象化和绝对化。
    其次，从“覆盖面”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而“欧洲中心论”则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需要指出的是，确定“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还是“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的标准，决不是单纯的量上的即研究所涉及的民族和国家有多少，而是整体的质上的即是否真正立足于世界历史的整体及其发展过程和趋势。换言之，说“欧洲中心论”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并不是指它全然无视“中心”以外的民族和国家，而是说它否定或贬低其他民族和国家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历史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看成是“非历史”的，无视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先进民族和国家与落后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世界历史总体及其发展过程和趋势。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并非是指它已将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态包揽无遗，而是指它在方法论上确认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它把作为整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联系（直接的或间接的、纵向的或横向的）、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并能正确地揭示世界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方向，把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真正置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来考察。例如，马克思曾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当马克思道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时，无需把当时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都“扫”一遍。目前学术界有的人正是因为不能正确划分“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还是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的标准，所以才断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并且把这归之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消极影响。这说明，他们对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规定性还缺乏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