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夏商时期
    这是氏族广泛发展的阶段。氏族继续作为社会上的基本生产单位而不断壮大规模和增加数量。甲骨卜辞里面有不少关于商代氏族的记载，可以说离开氏族就无从探讨商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面貌。早在50年代初期，徐中舒先生就曾经指出：“殷代的社会基础组织是彻头彻尾的氏族组织，……殷代帝王也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大部落的酋长。”（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812页，甲骨卜辞的研究证明了这个说法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周初分封时，曾以“殷民七族”封赏鲁公（注：《左传·定公四年》。）。表明这七族都是商王朝的主要劳动力。关于夏商时代氏族的基本情况，司马迁曾经进行过综述。《史记·夏本纪》：“禹为属长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于夏、商王朝情况的概述如出一辙，可见在太史公的眼里，夏商王朝确是十分类似的，其最主要的类似之处在于夏、商王朝都拥有大量的氏族，那时还丝毫见不到编户齐民的踪影。人们在夏商时代的社会上所能看到的只是氏族，说氏族是夏商时代社会的具有最普遍意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应当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第三阶段：西周春秋时期
    这个时期，氏族发展的关键是适应新的社会局势而大量涌现宗族。这些随分封制而兴起的宗族成为社会上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可以说宗族就是随着周代分封制的实施而产生的贯彻宗法精神的氏族。成王时器《明公簋》谓“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班簋》谓“以乃族从父征”，都是以族为单位参加周王征伐的明证。《毛公鼎》谓周宣王曾经命令毛公“以乃族干（捍）吾（卫）王身”，都可以说明“族”对于周王朝稳固的重要。直到春秋时期，宗族仍然影响巨大。这里可以晋国为例进行说明，《左传》昭公五年载：
    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羊舌罘之下，祁午、张髌、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皆诸侯之选也。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罘，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
    这个记载说明春秋后期晋国社会上最有影响的韩、赵、中行、魏、范、知、羊舌、祁等“大家”、“强家”，亦即大族、强族。这些强宗大族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拥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直令强大的楚国都不敢小觑。
    这个时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属于宗族的人士，这些人士实际上虽然出身自宗族，但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的缘故，因而与本宗族实际上脱离了关系。最早游离出氏族者可能是一批文化知识的拥有者亦即士人。例如春秋时期楚乐师锺仪被囚于晋，晋景公“问其族”，锺仪回答说“泠人也”（注：《左传·成公九年》。）。乐师不回答其宗族名称，而以“泠人”--乐官这种职业作答，可见锺仪（甚至包括其先辈）已经脱离了本族而专职司于乐官之业。于此我们还可举出两例再做探讨：
    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诗经·黄鸟》）
    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管子·问》）
    这两例材料，《黄鸟》属于《小雅》，应当是春秋时代的作品。《问》篇的著作时代盖在战国中期（注：《管子》一书内容驳杂，专家或谓其《轻重》诸篇写定于汉代，但是，《管子》的大多数篇章一般被认为出自稷下学派的学者之手，为当时的“论文集”。）。东周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这正是氏族（宗族）与国家并存的典型时期。族既是普通社会成员的保护伞，又是一种束缚。上面这两条材料表明社会普通成员摆脱族的努力和处境之尴尬。离族出走者被称为“国之弃人”，可见其受到歧视，甚至要查问他是“何族之子弟”。这样的人在外面没有办法生活，只得“复我邦族”，返回到保护伞下。但是摆脱束缚毕竟是时代潮流。从春秋后期开始，士人逐渐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他们既与自己出身的氏族（宗族）有联系，又服务于社会，可以远走他乡，也可以服务于乡里。孔子提出士人应当达到的基本标准就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注：《论语·子路》。）。从摆脱族的束缚并由此而引起社会结构变革的角度看，可以说“士”是勇敢的先行者。
    氏族时代在战国时期已临近尾声，《管子·问》篇似为当时的一篇户口统计提纲，它所统计的各类人员，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员的复杂面貌，既有自耕农民，又有氏族中人。就农民而言，既有“开田而耕者”，又有“士之身耕者”，还有“理园圃而食者”。其中提到的“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应当同于《黄鸟》诗中到他“邦”谋生的人。这样的复杂局面应当就是战国时期各国大变法前夕的社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