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结束的时期，也是由氏族时代迈向编户齐民时代的过渡阶段。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授田制日益普及，孟子曾经这样向魏惠王说到其所希望的农民的情况：“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注：《孟子·梁惠王上》。）这个目标可以说在授田制之下基本上实现了。农民已不再完全是氏族（宗族）的成员，而是国家户口登记簿上的民众。商鞅主张治理国家应当做的大事就是“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无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注：《商君书·去强》。）。“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注：《商君书·境内》。）。统计和管理户口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实行授田制。农民所耕种的田地由国家授予，并且由此而向国家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农民与国家的经济关系是直接的，中间没有了氏族（宗族）这个层次。氏族（宗族）对农民的保护伞的作用已经大为削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从氏族（宗族）那里将劳动者归于国家统治管理，直接从劳动者那里取得赋税，乃是势所必行的事情。随着授田制和户口管理制的实行，在战国后期，编户齐民已经迈向社会历史舞台。
    “编户”之称顾名思义乃是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民户如果隐匿而不纳入国家户籍，就要受到惩罚。据《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载，这种情况被定为“匿户”。按照秦国法律的定义，即“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222页。）。登记户口的做法在战国末年秦国称为“傅”。《云梦秦简·编年记》载“今元年，喜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6页。），指秦王政元年，名喜者的户口登于国家的户籍。从商鞅变法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实行了严格的什伍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了增加纳赋税的户数，还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注：《史记·商君列传》。）。秦汉以降，编户之民成为最普通的社会成员，《淮南子·俶真训》谓：“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类似的感叹也出自司马迁之口：“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注：《史记·货殖列传》。）普通劳动者的保护伞--氏族（宗族），在战国中期被强劲的变法之风吹飞了，国家通过编户制度将其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之上。这时候的民众不再单纯是某一氏族（宗族）的成员，而更重要的已经成为国家的人口--“齐民”。所谓“齐民”，当取义于整齐划一，在国家户籍上，民众皆整齐而一致，对于国家而言，大家都是老百姓，谁也不比谁高一头。在统治者看来，“齐民”乃是其统治的主要对象。《管子·君臣》下篇即谓：“齐民食于力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曾用“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注：《史记·赵世家》。）之语来说明变服易俗的道理。汉初吕后执政时，大臣们曾经称颂她“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注：《史记·吕太后本纪》。）。这些都表明从战国后期到汉代，“齐民”已经是社会认可的普通民众名称。
    “编户齐民”之称最早盖见诸《淮南子》，而《史记》则称为“编户之民”。这并非偶然的事情，因为汉代社会上编户齐民已经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的称谓，难怪《淮南子》的作者们和司马迁对他们的命运多舛感而慨之了。编户齐民或称为“编户民”，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西汉初年吕后即有“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之说，颜师古注谓“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西汉昭帝时代的盐铁会议上，文学之士谓“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足”（注：《盐铁论·通有》。）。可见这时候的编户齐民主要指努力于本业--农业的编入国家户籍的民众。这应当是很长历史时期里的“编户齐民”的定义。
    六余音袅袅
    当秦王政以金戈铁马统一天下的时候，“氏族时代”已经是明日黄花了。若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言，秦的统一即标志着一个与“氏族时代”相对应的“编户齐民时代”的开始。然而，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它是不会一下子就从传统中销声匿迹的。氏族（宗族）以及宗法观念在秦汉以降很久，还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影响着文化观念。
    在编户齐民时代，普通劳动群众往往身兼“齐民”与氏族（宗族）成员两种身份。在国家政权与宗族权力之间，前者更有权威性，《荀子·大略》篇载：“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三命，族人虽七十，不敢先”，证明这是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奠定了格局的事情。秦汉以降，民众有邻里乡党比邻而居者，亦有聚族而居者。宗族往往成为国家政权的补充力量，领导宗族者多为年长德高望重者，称为“族长”或“族正”。清代规定：“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实令查举。”①这类“族正”，与官府之下的地方基层小吏有着类似之处②。然而，宗族的有些基本原则也有不变者，同族之人相互帮助义务就是长期坚持的一项。同族之人，有丧事时，依血缘关系的亲疏服丧，墓地多聚族而葬③。宗族世代繁衍，则立族谱排比世系。为了防止假冒，南北朝时期还曾有专门官员负责进行族谱及族人身份的核查事宜。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谓：“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同族之人有着自然亲近的情感。名门大族往往以高贵的族望而自诩。与国家政权基层机构并存的宗族，由于它是稳固国家统治的一个因素，所以国家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对世家大族采取敌对措施。有些历史时期的国家政权甚至建立在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础之上，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为典型。《白虎通·宗族》篇谓：“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这时所讲的族人中这种友爱联系不唯汉代如此，而是在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的现象，它是传统文化观念的重要支柱。
    总之，我们提出“氏族时代”的问题进行探讨，其学术意义大概在于研究社会结构在长时段里面的根本特点，从而对于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越出社会性质问题的范围从新的角度进行考虑，或许相关的研究便会有新的启示和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