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之论是很有意义的。强调学史，首先要求写真实的历史，有了真实可信的史书，才有可能学好历史，也才可能实事求是地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
    万斯同曾说过：“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搆，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万氏慨叹魏晋以来信史难求，主要是由于治史者“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所以才有曲附而成之文，有凿空而搆之事，书法不是直道，裁别又缺鉴识，因而人们如果盲目轻信之，则受枉太多。钱大昕对万氏此言非常赏识，记入了他写的《万先生斯同传》[7]，予以充分肯定。万氏之言，钱氏所传，说明主观唯心主义者写不出信史，换句话说，史之难信，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作祟。
    南宋有个名叫胡宏的学者，号五峰，写了一本80卷的大书《皇王大纪》，所写内容，上起盘古，下迄周末，三皇纪写盘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等，五帝纪自伏牺写至尧、舜，三王纪写夏、商、周，博采经传，杂烩一锅，附以己论，毫无考证。竟然有人继踵而为，罗泌《路史》，征引益为奥博。可别小看此道，遗风实在不小。钱氏对胡宏这类人“侈谈空邃古”，讥为“盖好奇而不学之弊”[2]。
    二、祛疑指瑕
    “祛疑指瑕”、“订讹规过”，是钱氏治史“实事求是”的一大特点。
    钱氏谈起考证历史，强调“唯有实事求是”[4]。一者说：“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盖以见其善，拾遗规过，匪以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4]再者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侫臣也。”[4]所谓“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订讹规过”等，都是对于古代史籍“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使其成为信史，可以传世有用。
    在乾嘉时期，“廿二史”（廿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和《明史》除外）是所谓“正史”，是中国古代史籍的代表。钱氏治史，首先是要利用这些史书。但他觉得，这些史书多多少少存在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晋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问题很多，后两部史书的毛病尤为严重。他觉得，私人所修的史书，主要取决于撰者的才学识之高低，也有思想意识问题；而官修史书的严重毛病，就在于：（1）众手参差，彼此互异。（2）不谙掌故，知识浅薄。（3）取材不慎，选择不精。（4）上下其手，饰美增恶。（5）《春秋》笔法，自任褒贬。（6）时间仓促，草草了事。（7）主编不才，素餐失职[5]。
    钱氏所讥有关正史致误的几点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史家的学术水平和品德，如取材不当，不谙掌故，上下其手，自任褒贬等；一方面是官府修史制度不善，选人多非史才。众手参差不一，主编不才失职，匆匆应付了事等。因此，钱氏觉得，对“廿二史”进行考订，祛疑指瑕，订讹规过，去非存是，使其成为信史，责无旁贷。所以他毕生以很大很多的精力考史，成绩突出，成就很大。
    这里简要地举例略谈钱氏考史中几个主要方面。
    官制方面。钱氏对于“廿二史”中官制问题考及很多，这里仅举关于西汉的中外朝一例。孟康注《汉书》曾谈到过中外朝问题。钱氏认为孟康之注“最为分明”，并说：“然中外朝之‘外’，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辈入值承明，与参谋议，而其秩尚卑；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职事。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闻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给事中者，俱自托为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变，史家未明言之，读者可推捡而得也。”[6]此言指明两点：一是中朝与外朝之分，始于汉武帝时官小秩卑的严助等参与朝政；一是指明这是西汉“政局之变”。这是很有史识的。自昭、宣之世始，担任大司马和将军的外戚重臣多领尚书事，加上其安插在朝中的侍中等等，权兼中外。
    舆地方面。钱氏对于“廿二史”的舆地问题考的也多。他曾说：“读史而不精舆地，譬如瞽之无相也。”[4]这里仅举关于东晋南朝侨州郡加“南”字问题一例。钱氏觉得，“郡县之名，多因山川都邑，至南北朝侨置州郡，而舆地又一变。由是名实混淆，观听眩瞀。”[4]他以为《晋书·地理志》问题很多，所考将近万字，关于侨州郡加“南”字问题尤为所考之重点。他说：“晋南渡后，侨置徐、兖、青诸州，俱不加南字。刘裕灭南燕，收复青、徐故士，乃立北青、北徐州，而侨置之名如故，是时兖境亦收复，不别立北兖州，但以刺史治广陵，或治淮阴，而遥领淮北实郡。义熙（405-418年）末，乃以兖州刺史治滑台，而二兖始分，然侨立之州犹不加‘南’。至永初（420-422年）受禅以后，始诏除‘北’加‘南’。沈休文《州郡志》谓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特据后来之名追称之，非当时有南兖、南青之名也。此《志》乃谓成帝后改南兖州，则自郗鉴以后领兖州刺史者。纪传一一可考，曷尝有称南兖者乎？盖唐初史臣误仞宋代追称为晋时本号，著之本史，沿讹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觉其谬，愿读史者共审之。”[3]对于这个问题，钱氏不仅在《晋书考异》中提到，在《宋书考异》中也谈了[3]。还写了《晋侨置州郡无南字》[2]，《晋书地理志之误》[7]二文，在《与徐仲圃书》中也着重谈及[4]。钱氏此考，颇为深细，很见工夫，自成一说。但也似存在疑问：晋既侨置州郡之后，徐、兖、青诸州实际上已有南北之分，很可能就产生了较为方便的称谓区分，习惯成自然，初则在口头，继之在笔下，“南”、“北”的冠词就加上了。据《宋书·武帝纪下》“（永初元年八月）诸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寓立于南者，听以南为号”的记载，细加分析，“诸旧郡县”在此之前已加有“南”、“北”，只是这时要求悉除“北”而保存“南”，以示区别；“听以南为号”为“听”，不可理解的“始加”，而当理解为“任凭”。拙见只是献疑，尚有待深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