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专题考究，在钱氏著作中还有一些，有的在本文前面已提到，有的也不必一一罗列。
    现在接其专题考究的内容，举几例以说明之。
    关于唐宋学士。两《唐书》和《宋史》有《职官志》或《百官志》记及大学士与学士，但欠明细。钱氏在《大学士》中写道：“《唐书·百官志》：修文馆（后改昭文馆），景龙二年始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此大学士设官之始。（……）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皆宰相也。天宝二载，崇贤馆置大学士二人，以宰相为之。至德二年，置集贤院大学士。贞元四年，罢崇元馆、集贤院大学士（崇元即崇贤也）。按《张说传》，始帝欲授说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说时为集贤院学士也。《李泌传》：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乃张说为之，固辞。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誏而止。此《泌传》之误。盖集贤之置大学士，始于崔圆，正在至德二载，而贞元四年学士去大字，则由于泌之请耳。然自元和以后，宰相兼弘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率以为常，鲜有如张、李二公之能誏者矣。宋初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皆宰相领之，盖沿唐五代之旧。其后置观之殿、资政殿大学士，虽不任事，亦以前宰执充，余官不得预焉。明代始专以殿阁大学士为宰辅之官，然秩止五品。国朝始升为正一品。”[2]此以简洁的文字，有条不紊地写出了唐宋至于明清大学士的情况及各代不同之点。在其《跋中兴学士院题名》一文中，谈了唐宋学士的员额多少，唐与宋初为“六学士”，元丰以后员额减少，指出元丰改制与此有密切关系[4]。
    关于西汉侯国考。《汉书》中，不仅《王子侯表》、《外戚恩泽侯表》，就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都是记及侯国的，但所载欠全面，有疏漏。钱氏的《汉书考异》共四卷，其中《侯国考》占了一卷，可见其注重点。他说：“汉制，列侯所食邑为侯国。西京侯者，封户有多有少，所食或仅一县，或止一乡一亭，皆以侯国称之，如陈平封阳武之户牖乡，公孙丞相封高成之平津乡……所食不过一乡，皆别于县，而自为侯国。恩有降杀，秩无尊卑也。后汉始定为都乡侯、乡侯、都亭侯、亭侯之差，于是有侯而不为国矣。”这是先考明侯国与县的区别，侯在前汉与后汉的不同。又说：“高祖之世，功臣侯者百五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武昭以后侯者，盖疑而阙之，或转写脱去也。《地理志》载侯国，皆据当时见存者；若中山之曲逆，陈平所封……《志》不云侯国者，其时国已除也。考：哀平间侯国，《志》皆不书，《王子侯表》堂乡以下十一侯，《恩泽侯表》殷绍嘉以下三侯，皆成帝绥和以后所封，而《志》亦不之及，然则《志》所书侯国，盖终于成帝元延之末，惟博山一侯，或后人增加也。”这是考明《汉书·地理志》对西汉一代侯国或书或缺或不书的情况。再说：“《志》称侯国二百四十一，今数之，止百九十有四。予证之诸表，各标其始封姓名；又补《志》之失注者二十五人。后之读史者，庶有取焉。”这是说明他的此表的要点。接着，就是分郡列出侯国，注明侯者，或稍加说明。最后，还谈了这么个问题，或问：“侯国例不属于诸侯王，故王子而侯者，必别属汉郡，广平、信都亦诸侯王国也，而得有侯国，何故？”钱氏曰：“班《志》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其侯国之名，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元延之世，广平、信都皆郡也，非国也。国已除为郡，则从前之改属他郡者复还其旧。迨哀帝建平中，复置此二国，则侯国必仍改属他郡，特史家不能一一载之尔！试观广平领县十六，而户止二万七千有奇，信都领县十七，而户止六万五千有奇，以附近郡国准之，不应县多而户少乃尔，盖改郡为国之后，未必仍领若干县也。”[3]这是说，西汉一代郡国往往变动，侯国属郡而不属王国，所以出现了一些曲折复杂的情况。由此可见，钱氏考究西汉侯国至深至细。
    关于元代氏族考。《元史》有《后妃》、《宗族世系》、《诸王》、《诸公主》、《三王》等表及《宰相年表》，而无氏族表。然元代的氏族问题颇为复杂，《元史》中的氏族问题疏误又多。为此，钱氏特新撰《元史氏族表》（三卷）专著。钱氏在《跋元氏略》文中谈到：“考氏族于辽金难矣，而于元尤难。辽惟耶律、萧两族，金虽有白号、黑号之别，然系姓于名，犹不至混淆。元之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但以名行，不兼称氏，读史者病焉。”[4]又说：“稽氏族于金元之际，难矣。金制系氏于名，元则名与氏不相属，公私称谓有名无氏，故考稽尤难。吴师道言，今之蒙古、色目，虽族属有分而姓氏不并立，但以名行，贵贱混淆，前后复杂，国家未有定制。盖在当时固病其称名之淆，易代而后，并族属皆失之矣。有似异而实同者，克列之即怯薛，许兀慎之即旭申，散术触之即珊竹，葛逻禄之即合鲁，是也。有似同而实异者，回鹘之与回回也。陶九成所载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其见于史者仅十之三四，而译字无正音，纪载互异。”[9]的确如此。不仅一般读史者对于元代氏族问题感到搞不明白，就是有些涉足于此者，也往往不大清楚，明修《元史》就有不少疏误，万循初所撰《元氏略》也有以一人“折而为二”，有二人“疑以为一”，以名“误以为氏”等情况[4]。为了考明元代氏族，钱氏迎难而上，创制了《元史氏族表》三卷。他是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之例，“取其谱系可考者”，而“列为表”、“疑者阙之”[9]。钱氏的学生黄锺说：“《元史》纰谬颇多，如速不台即雪不台，完者都即完者拔都，不抹也先即石抹阿辛，皆一人两传；阿拉赤、忽剌出、昂吉儿、重喜、阿术鲁、谭澄六人皆附传之外，别有专传，为后来读史者所讥。先生尝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先生属稿始于乾隆癸酉（1753年）七月，成于庚子（1780年）五月，几及三十年，其用力可谓勤已……先生广搜博采正史杂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题名录等书，考其得失，审其异同，一一表而出之，而后昭然如白黑分矣。”[9]这说明了钱氏写书的用心、甘苦和成绩，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