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以山南道所部阔远，分山南为东西二道。据《唐六典》卷三记载，山南西道辖有梁、洋、集、通、开、璧、巴、蓬、渠、涪、渝、合、凤、兴、利、阆、果等共十七州，贯通今川陕两省。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划天下为十五道，再次提及山南道分为东西二道之事，其所辖州县在开元后亦有调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载山南西道所领州有兴元府（梁州）、洋、利、凤、兴、成、文、扶、集、璧、巴、蓬、通、开、阆、果、渠等十七州。与前相较，只是交界处个别州县略有变动，对山南西道通贯川陕的地域格局并无根本性影响。由于大巴山脉将山南西道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属于陕南汉江上游，南部属于川北嘉陵江上中游，所以文献中常把南北两部分别称为汉中诸州、巴南诸州。从历史沿革来看，与隋朝梁州所辖巴汉诸郡范围相当。
    一、山南西道的生产状况及生产结构
    “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傍南山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地皆连接，风俗颇同。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顺政、义城、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蜀郡、临邛、眉山、隆山、资阳、泸川、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欈、牀柯、黔安，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又有獽狿蛮賨，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獠，而亦与蜀人相类。”[1]（p.830）
    显然，在贞观史学家的审视之下，隋代的巴汉诸郡被分成了四个经济区域：一是汉中盆地的梁、洋州及其辐射地区，“多事田渔”，达到了“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的日常生活水准，其作为经济中心区域所产生的强劲辐射，使“傍南山之獠”也已同化到“殆与华不别”的程度；二是在汉中之西“连杂氐羌”、“工习猎射”的汉阳等地，在地理上是汉江、嘉陵江的源头地区，为山地农业与游猎经济区；三是巴山以南的“蜀之旧域”经济区，分布于沿嘉陵江冲积平原的“水陆所凑，货殖所萃”地带上，以阆州为最，杜佑称其“居蜀汉之半，又当东道冲要”[2]（p.930）；四是平原地带以外的夷、獠、蛮賨等族所居的“边缘”经济区。因此，在初唐人的眼中，汉中诸州和巴南诸州都存在着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中心区域及较落后的边缘经济区域。
    对于山南西道各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张泽咸、翁俊雄、马强、鲁西奇等先生的研究，廓清了汉中盆地及周边地区自汉至宋从稻田养鱼雏形到稻麦复种的持续发展轨迹；翁、张二位先生及李敬珣先生、卢华语女士对川东地区的研究，阐明了巴南诸州在唐代有长足发展并涌现出新的经济中心（注：参见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之山南道各章节，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第七章“巴蜀盆地区农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翁俊雄《唐代“三川”社会经济初探》、张泽咸《川东地区六朝隋唐间的经济发展述略》、卢华语《论唐代四川经济》，均见于卢华语主编《古代长扛上游的经济开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张泽咸《略述汉唐间汉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见《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马强《北宋以前汉中地区的农业开发》，载《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与演变》，载《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李敬珣《唐代四川经济》，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山南西道中心经济区域农耕、小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已由诸位先生推阐甚明。有鉴于此，笔者以诸位先生的研究为基础，把视野投放于边缘经济区域，以家庭生产单元为考察对象，对唐代山南西道的生产结构、运转过程等共时性的方面作些初步探讨。
    有材料说“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稆为事”[3]（p.3406），这是事实，但不是指中心经济区。梁洋中心区所辐射的边缘山地早在汉代就已采用梯田技术从事生产[4]（pp.60～61），早就超越了“刀耕火耨”的阶段，不可能唐代又倒退回原始状态。“刀耕火耨”应是梁洋中心区之外，尤其是上引材料所述梁州之西与氐羌族杂处的凤州、兴州、成州等地的生产状况。凤州“土少桑麻，妇人无机杼之勤”[5]（p.236）；兴州“山高水峻，人居山上，种植甚微”[5]（p.242）；“武兴山…多漆及黄蘖”，“接溪山…出朱砂，百姓采之”，“廚山…极崇峻幽深，多木蜜，百姓资其利”[6]（pp.570～571）。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自秦州赴成州同谷县，其纪行诗云“……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赂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7]（p.2294）。由此可见，成、凤、兴等汉阳数州的粮食种植业仍限于“刀耕火耨”、“塞田微收”的境况，而居民生业实赖各项园圃作物及山野采集，以至杜甫“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8]（p.5737）；“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稆采薪”，[3]（p.5054）。山野采集则药材、麝香、蕨、稆等类，谓“民以采稆为事”者，实指各类采集而言。居民的园圃作物，仅就杜甫在成州的系列组诗中提到的品种即有薯蓣、蜜、竹、笋、瓜、桃等等。应该看到，刀耕作业与采集主要是在山间高峻之地的生产类型，在川溪河谷的小块平地还是以典型农耕为主：“往往涧旁谷中有桑柘，民多丛居，鸡犬相闻……路旁人烟相望，涧旁地益平旷，往往垦田至一二百亩，桑柘愈多。”[9]（p.8327）凤州“川中有鸟群飞，二月从北向南，八月从南还北，音如箫管，俗云伎儿鸟。春来则种禾，秋去则种麦，人常以为农候”[5]（p.568）。至今犹称此类田为“川田”。
    巴南诸州边缘经济区域乃是“刀耕火耨”的景象，且蛮、獠等民族是生产主体，对此大泽正昭先生已论述精详[10]。獠人“能为细布，色至鲜净”[11]（p.3155），唐代涪州“獠布”为皇家贡品之一，可知巴南诸州畲耕区内的耕织结构是存在的。但“畲田只在春秋二季使用劳力，其外基本没有与农耕有关的劳动，如此这种剩余劳动力就可能经营其它生产活动”[10]（p.247）。纺织业并不是畲耕区剩余劳动力唯一的生产活动，前引隋志言及其人“工习猎射”，《太平广记》载“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12]（p.3472）；“阆州莫徭以樵采为事”[12]（p.3600）；可见与畲耕相结合的生产活动应是多方面的。
    综前所述，畲耕农业、河谷农业、纺织、山野采集、渔猎、园圃种植等多种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山南西道边缘经济区域的主要生产形式。其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单纯表现为传统的耕织形态。应该说，这是一种因地制宜、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