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南西道经济运转中的极化与扩散
    在山南西道，即使在唐人看来也存在着两极，所以自然而然地将其划分为中心经济区域与边缘经济区域，由此形成了山南西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极化与扩散现象：一方面是同一生产类型的范围扩张，另一方面是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既有从中心地区向周围地区的扩散过程，又有中心地区相对发达而周围地区相对落后的极化过程。
    汉中诸州中心区域的范围扩散自汉代起就开始了，属于农业技术体系与结构的扩散。至唐初，已使得“傍南山之獠”与华无别。而梯田技术系统的应用，表明农耕体系在山南西道的扩散已至自然条件所能许可的极限，因此在极限之外的其他地域形成了畲耕与采集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这与中心经济区域既有同构的部分也有异构的部分。畲耕区因结构上的差异，有“布帛、口食之盐、酪，皆资于他郡”的特征，必然对中心区域产生相应的依赖，因此促进了中心区域的加速发展，形成极化现象。汉中盆地“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的发展程度应该是受益于这种极化结构。而使这种极化结构运转无碍的是辛苦奔波于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间的“负贩为业者”，因为他们的中介作用，深山贫人的产品价值得到实现，而中心区域的经济亦得到相应繁荣。黄宗智先生曾指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由资本主义式谋利的生产单位来推动，它也可能由谋生存的小农家庭生产单位来推动；它不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可能会促使小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注：黄宗智先生阐述过密化理论的系列论著有“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第42～60页；《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本文所引是林甘泉先生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系列论著的概括性总结，参见“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原载中国史学会、云南大学所编《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从唐代山南西道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形来看，其推动力之一正是来自于谋生存的小农家庭生产单位。尤其是，在唐代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山南西道的个案，如剑南道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从事畲耕生产，且又“常在市日逐小利”[12]（p.731）；岭南道溪洞之间，“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3]（p.4060）；江南西道九江村叟元初“贩薪于市”[12]（p.735）等等。这种情形造成边缘经济区域内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得以维持，同时在中心经济区域内市场相对整合。于是就形成了两种经济景观：一方面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另一方面是“拥涧开新耨，缘崖指火田”[7]（p.10032）。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奇异地并存在一起。
    市场依赖、“利私自入”的明确目的及职业商贩的市场运转，使山南西道的商品经济呈现出结构化的常态运转，而不是偶然的表现。由此，在结构中“利私自入”的市场张力与活力就日益显现出来，促进中心区域经济的扩散与发展。翁俊雄先生曾将梁、洋、兴、利、阆、巴、开等七州的天宝贡与长庆贡详加比较，得出七州在天宝以后产品种类增加、经济显著发展的结论[16]（p.135）。在唐代，地处经济最发达的川西平原的益、汉、蜀、绵、彭等州是传统的丝绸中心，而梓、阆、果、遂、渠等州则是唐时才开始出现的新的丝织中心，且主要在嘉陵江流域[17]（p.182）。还发展出一些草市，“利州南门外乃商贾交易之所”[12]（p.560）；“利州……州之南有市，人甚阗咽”[12]（p.561）；“唐峰亦阆州人，有坟茔在茂贤草市”[18]（p.266）。草市在唐代的规模性发展被公认为唐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表征。产品种类的增加、新经济中心及草市的出现，无疑是山南西道经济运转加速的有力佐证，也是中心区域扩散的具体体现。
    谋生的个体小农家庭所能进行的产品交易，从韦处厚与韩愈的记载来看，其额度有限，频率也不高，无非“日逐小利”之类，如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一样，只是为解决“身上衣裳口中食”而已。“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后食”[19]（p.503），卖柴农夫道出的，当是众多依赖市场小利谋生存的小农家庭的普遍心声与实际处境。正是这种从市场上获得的微薄之利，维持了小农家庭的存在。也正是众多个体家庭的微小商品量，经过商贩的手，汇聚成中心市场的商品流，推动了中心区域的繁华。
    在极化的两个经济区域之间，围绕着产品交换，在山南西道内不仅有“道出荆襄”的外来商贩，更有从本地生产者行列中分离出来的“负贩为业”者。这种分离使得家庭生产单元不必过分考虑产品的运输、销售问题，而可以更多地考虑增加产品量的生产问题，于是社会呈现出分工职业化的明显趋势，进而使社会生产呈现出生产、流通领域专业化分工发展的趋势。这种分工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使极化现象被固定下来，以至于成为中国古代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奇特景观，明清时期的过密化问题也许正是极化现象长期发展延续的当然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前引诸材料中可知，山南西道所反映的极化情形在唐代并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
    推而论之，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家庭与市场发生联系的方式或许有所不同，但其市场属性却从来存在。故管子曰：“布帛丝麻，旁入其利，末在其中也。”[20]（p.272）自战国以降，小农家庭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单元之后，由小农推动的商品经济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中必然会孕育出来的经济成份；广大家庭的农工产品汇聚为商品流，成为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所必须的商品前提与原动力。然而这种汇聚性的商品运转造成了中国古代经济中的极化现象，中心区域经济的繁荣付出了大范围周边区域相对落后的沉重代价。唐代山南西道的经济状况，既是古代经济极化与扩散现象的恰当例证，也是家庭商品生产与市场汇聚运转的绝好缩影。
    综前所述，唐代山南西道的经济发展反映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观念转换；唐初期梁洋中心区域还“不甚趋利”，到唐后期连边缘经济区域都以“利私自入”为价值指向；其次，存在着表现为实物交换的商品经济运转，其推动力之一是来自于谋生存的小农家庭生产单元；再次，由于生产体系的差异，造成了中心经济区域的相对繁荣和边缘经济区域的相对落后，从而呈现出极化发展趋势，与此同时也呈现出扩散趋势，草市及新经济中心产生出来；又次，从本地生产者行列中分离出的“以负贩为业”的职业商贩，以“随土交易”的方式将极化的两端联系起来，从而使山南西道的商品经济呈现结构性的常态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