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梁启超、何炳松之后，朱谦之、张荫麟、常乃德、雷海宗等人也先后从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以及历史研究的目的等各方面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了批判。由于相对主义派的各个时期的历史家在史观和方法论上并无严格的统一观点，我们也只能求同存异地归纳一下他们的特点：
    第一，对历史科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方法、目的以及对研究者本身的要求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决不能把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等量齐观。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接受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观点，把科学分为两大系，一是自然系，一是文化系。“自然系是因果法则支配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所支配的领土”[14]（第99页）。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进一步解释说：“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在他看来，因果律并不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历史既然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因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只是“白费心”。在该文中他还指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归纳法，而这种方法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对历史进行系统理解，主要要靠“直觉”。[10]（第1-7页）何炳松也指出近代科学的发展固然使历史研究日趋严谨，但其材料仍远不如自然科学完备，何况人类的思想欲望异常复杂，无法找到其活动的“定律”，所以历史学并不能成为一门十分精确的科学。他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历史学从研究内容到方法都与一般自然科学有很大差异：自然科学所求为事物之共性共相，即同类事物的因果“定律”，历史则一事一因果，万无重复，故历史学以求异为归旨；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分类严密，单纯稳定，历史事实则多种现象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界限不清，且受到时间地点的严格限制；自然科学为观察和实验之学，历史研究则材料残缺，多借助推理和想象，易失本真；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可以抱纯客观的态度，而历史学家在观察和评价历史上得失是非和盛衰时，免不了有出于予夺和往复凭吊的心理作用，就不免生出“气”和“情”来。因此，“凡是研究历史的人，总不免抱有主观的见解”。由以上对比，得出一个结论：“历史这种学问，可以说是纯粹主观的学问；而自然科学，大体上可以说完全是客观的学问”[15]。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等人也都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朱谦之说：“一切历史原来就是现代的历史”[16]。常乃德认为：“任何历史均为相对的”[17]（第26页）。雷海宗则指出：研究历史是人心内在的活动。所以“一切的历史知识与现实认识都是主观的，事实的了解与认识必须主观，并且非主观不能算为彻底的明了”[18]。
    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强调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但他们大都认为历史学仍不失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科学。
    第二，强调理论的重要。针对实证主义史学反对或忽视理论的探讨，他们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理论是历史的灵魂，不谈理论的历史研究不能称之为史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固然很重要，但它只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现代史学不是“史料的搜集”，而是“史实的解释”，即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来“解释那时代人类社会的生活”。要“解释”历史就必须重视理论。他们把“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这句话作为治史的一个根本原则。梁启超很早就指出，史学家在作史时如不怀一哲理，“必不能为良史”，“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19]（第10页）。主张以一种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朱谦之说，我们之所以重视理论，是“因其能为人类历史建立下进化的根本法则”[16]。常乃德认为，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根据自己的史观，对史料进行选择并排比组成历史，使之成为史家个人或某时代民族的哲学，这才是历史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意义之所在。在他看来，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只有司马迁的《史记》才算是真正的历史，因为它“并不是单纯的事实记录，而是和儒道墨法诸家著作同等的系统哲学，不过他不用抽象的玄想而用实际的事实材料来建筑他的一家之学，比周秦诸子更进步。”而后来的其他人的著作“只是钞胥式的断烂朝报”，因为他们只知道纯粹记录史料，而不知道理解。“单纯地诉之于记忆而不诉之于理解”，“不得称之为‘学’”。因此，这些人“只能叫做历史家而不能叫做史学家”。[17]（第2页、第5-6 页）雷海宗也特别强调有哲学意义的历史，认为史学离不开哲学，史学的消灭与哲学的终结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史学家必须“知道于事实之外”还要“求道理”。[20]（第324 页）因此，这一派史学家都构筑了一套所谓的历史哲学体系，如何炳松的“综合史观”、常乃德的“社会有机体论”、朱谦之的“生机主义史观”、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等等，他们刻意要用自己所标榜的“科学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一条新途径。
    第三，重视致用。与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反对或不问致用相反，这一思潮则更重视致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实证主义史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史旨趣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任何学问都是拿来致用的，否则就失去它存在的价值。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求得真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11]（第5页）。朱谦之指出：“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 正是‘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误认为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事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他提出：“现代史学不应只是考古，而应该注重‘考今’”。“考今”不仅是“现代史学的第一职务”，而且也是西方“现代史学研究的趋势”。他认为，历史乃是时间的学问，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过去是现在之积，现在是过去之续，所以有古即有今，考古即以考今非二。现代史学与从前史学的不同，即在从前以‘考古’为目的，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21]在他看来，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是真理的火把，是生命的指导师，是往古的传达人，如果过去事实同现在中尚留一个空间，便是我们还没有尽历史家的职务。如果那些持强权论的，好弄阴谋的，仍能在现在划一个痕迹，占一个地位，这便是因为我们历史家没有勇气去供给人们以一种改造现状的原理了”[16]。因此，历史学家的责任是重大的。这一派在强调历史学的致用性时，有的把历史变成为我所用，强史就我，从而走向实用主义的道路。如雷海宗认为治史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现实服务，“为国家服务”，在他的历史论著中，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结果，史论变成了时论，使历史成为现实的一个注脚。
    总而言之，作为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对立面出现、发展起来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强调史学的主观性，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建构，倡导史学的实用性，是其主要而又鲜明的特点。